但是，去年，即使是北京这片绿洲，也免不了被笼罩在整个中国的战争氛围所入侵；日本侵略的危险，引起了广大民众，尤其是激愤的青年人的强烈抗议。

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告诉我，中国西北部的政局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立刻出发，打算坐火车到西安，再设法到达被政府封锁的北方。

在列车上，与同车的旅客有一段谈话，令我感触颇深；到了郑州，转乘陇海线路，这一次，我遇见了一些非常特殊的伙伴。

这三个人都是一家三口，一对30多岁的夫妻，还有一个50多岁的老人，他们说的话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不只是因为他们会说英语，更重要的是，他们说的英语里有一股浓浓的美式腔调。

我就问他们有没有去过美国？这位风姿绰约的女子，居然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毕业生，要知道，就连美国人都很难考上霍普金斯大学，更别说中国女子了。

“我本来是不太相信的，但她口中对‘霍普金斯’的描述与我在密苏里大学学习时，放假时去过霍普金斯大学时所见的一模一样，而她轻描淡写地说出了我身体上的一些顽疾，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疗方法，这足以说明她是一位真正的医术奇才。

她的老公也在美国的一所医学院校学习，那位老人就是她的爸爸，也是我们此行要去的地方，西安最大的一所学校的创建人兼校长。

不知是否我眼花，当我自报姓名的时候，这个老人露出了一抹诧异的神色，这让我不禁有些奇怪，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我的大名，更何况，区区一个小记者，还不至于让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如此吃惊。

我就问他关于西安的事，他对西安的悠久历史感到骄傲，十三朝之都，同时也为西安的没落而感到惋惜，因为现在的西安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繁华了。

当列车驶入渭河原野时，我看到铁轨两旁的沃土上，开满了硕大的花头。

那位德高望重的老校长非常气愤，他说，就是因为这样，陕西才会缺粮，不知道有多少平民因此而饿死。

当列车驶入西安城时，花儿就变得稀疏起来；我问道：“会不会是杨将军管得太严了？”

校长点了点头，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些平民都有自己的生意，可以赚钱，可以抵挡住诱惑。

看着田间那一片片洁白的棉花，我恍然大悟，我以前在北京的一些小店里，也常见到陕西产的，这是一种在中国非常有名的布料。

接着，我又看见了一家制棉厂，它使我想到了密西西比河畔，这里也是一片广阔的棉田，也是一座大型工厂。

我对该厂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大加赞赏，而师傅子对我也很感激，但却含蓄地说，这厂实际上是他的，请我到那里去看看。

我同意了，跟张元帅、杨将军打了个招呼，王牧师从我北京的一个朋友那里得到消息，说他要过几天才会动身，正好借此机会跟白校长打个招呼。

到了学校，他正在那里讲课，据说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无论他的地位如何，无论他的资产如何变动，他都会亲自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