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想着一个小山沟没有多大的底，几十个人清基，咬着牙干几天就完了，没想到沟底是个‘瓦缸潭’，口小肚大，越挖越深，几十个人挖了几天也挖不到底。”

“所以，我们决定改变设计图纸，在那个潭上修座桥，从桥上再修个拱型坝，拱型坝跨越深潭，让坝基里侧坐在潭边的岩石上，借助着拱型大坝再将水的压力分散在两侧石壁上。导流渠修建时，由于地处悬崖绝壁，我们找不到落脚地，于是就用绳子拴住腰吊到半空，不分白天黑夜，艰难地在陡峭的绝壁上打眼放炮；浆砌时，由于天冷和水泥腐蚀，我们好多人都把脚手冻得裂口流血，但我拿着瓦刀硬是坚持到了水库修成。”

“改革开放以后，水库工地上的民工从哪里来都回哪里去，县委只留下我们一支石姑娘队在三郊口水库做后续工程。”

“那时我们的工作是在水库大坝上五米见方打眼灌浆、修水库大坝溢流面。”

“不幸的是，我们的姐妹牛凤莲在散水泥库里掏灰时，灰库塌陷砸在里面壮烈牺牲。她是我们石姑娘队五班的班长，她非常精明能干，可是因为灰库塌陷，她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太行山上。现在，每年我都要去看看三郊口水库一角那个灰库遗址，心里总是难受得很。”

“水库工地上山爬坡，开石放炮，这本身就是一项危险的工作。我们石姑娘队牺牲的不是牛凤莲一个，在她之前，还有一个叫王新堂的石姑娘，她在大炮崩石后到山上排险，突然一块大石头突然在撬动中滑坡，王新堂被砸中，送医院抢救途中牺牲。当她的遗体被送回工地，姐妹们在等待布料给王新堂准备做寿衣时，没想到不一会儿指挥部的人就把现成的寿衣送到了跟前。原来，水库指挥部早就考虑了伤亡事故会发生。所以就提前准备有男、女寿衣。”

“俺们石姑娘队把身体弱的、年龄小的都编到炊事班。炊事班也有一个牺牲的，他们担着饭往上送，摔下去了，死了两个。其中有一个是我们同村的，她也会唱歌。”

“我们炊事班，送饭到前线。放下热蒸馍，捧给尖刀班。问过第三班，再问第四班。有啥不合口，多多提意见。你们干1000，我们想1000，分工不一样，同心协力干。再加一把油，重流一点汗。大干五十天，任务定实现。”

江寒问道：“玲婶，这些牺牲的同志，有没有什么补偿？”

“有，当时就补了，牺牲一个人，家里得二百块钱、五百斤细粮。那个时候，不少了，跟男劳力是一样的。”

“玲婶，像您的腿应该是在那时候受伤的吧？受伤的，有什么补偿没有？”

“没有，跟牺牲的比，腿瘸了、眼瞎了算个啥？送到医院免费治，每两天都能吃上一顿肉。病好了，再返回工地。我们那时候，病好了，赖在医院、回到家里可不行，别人看不起，我们自己也过意不去。”

“后来呢，有没有那个时候受伤的人，给予什么待遇？”郭景明问道。

“后来，我托支书问问县里，说是1970年之前因公受伤的才发残疾证。我们石姑娘队的，受伤都是在1970年之后，所以，都没有残疾证。没有这个证，就没有待遇。”

郭景明从椅子上弹起来：“太不像话了！”

江寒问道：“后来，你们石姑娘队的队员们有没有再往上反映？”

“咋好意思反映？石姑娘队，必须有石姑娘精神！我们好多石姑娘因为有这么一股子拼劲，后来都干出来了。”

“五班的连凤英，那时候背地里经常哭，但还是专拣脏活累活干。1980年，招到新原铁路处当了铁路工人。到哪儿后，他修过火车头、干过电气焊，又自学会计，从机关当上了铁路处商业银行的行长。还有到国家部委工作的，有做生意的。”

“我们这些身体有毛病的，招工没有份，外出不方便，只能是守在家里，守着山，种点地，卖点中药材，也能过。”

郭景明问道：“凭着你们的功劳，你们直接找市里，市里不管，找报社，找电视台，肯定能解决。”

“我们要是去找的话，就是跟党为难！都是年纪一把了，现在的日子也能过，就不给上面添麻烦了。”郑新玲摇了摇头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