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大我们的成绩和进步，不仅丢人，而且害人。因为这样会给决策层带来极大的误导和偏差，”

“盲目夸大我们的进步，片面贬低他国的成就，这就是愚民！千百年来的流毒，到现在仍在大行其道！”

江寒明显有些激动，而张巍巍情绪也起来了，反驳道：“我们有十几亿人民，必须统一思想。我们都在社会主义这艘大船上，必须是一个方向，一个声音，这样才能在大洋中劈波斩浪。”

“《论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对于人民群众，教他按照国家的命令去做，不能让他们知道太多。”

“老子《道德经》说：‘古之善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好的统治者不以聪明才智来治理国家，而是使人民愚昧无知，这样有利于统治。”

“秦为什么强大？就是因为有商鞅，他写了一本《商君书》，他提出了：驭民五术，就是弱民、贫民、疲民、辱民、愚民。民愚则易治也。当然，商鞅提出这些受到很大争议，但是你要知道，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因为秦国随时都要被他国吞掉。必须要用非常手段来统一思想，控制人民群众朝一个方面走。靠着驭民五术，秦朝在短期内就统一了思想，让人民专心从事农战，从而富国强兵、无敌于天下。”

一番掉书袋之后，张巍巍有些轻蔑地看向江寒，暗想，小样儿，跟我比，我读过的书比你吃过的饭都多！

“张院长，商鞅提出驭民五术是特殊时期。那么，我们现在是什么时期？是哪个国家要吞掉我们？”江寒问道。

“呵呵，”张巍巍道：“难道你没有听过国歌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到我们建国的时候，这句话仍然没有改！现在，美国对我们进行打压，不危险吗？”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郭沫若等人决定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临时代国歌使用。此时全中国已经基本解放，《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却引发了代表团内部的争议。有代表团成员认为，北平已经和平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继续唱“最危险的时候”，是否还符合当下的状况？

郭若沫也考虑到了这一层的利害关系，便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为“中华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代表团回国之后，向上级请示国歌的问题，迅速引起了重视，对国歌的拟定工作也就因此展开。

周恩来对此问题的态度很是明确，周恩来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中包含了“安不忘危、盛必虑衰”的思想，虽然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但新中国还将面临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的欺辱，新中国发展越强大，帝国主义就会越想破坏攻击我们，因此不能说我们就不危险了。因此周恩来拍板保留“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观点十分赞同：“新中国成立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但我们还是要居安思危。这首歌中的这一句歌词，我看很好嘛！意义深远，我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