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曾家辉把随行的几名人员叫到一起，对于即将进入的下一个审理环节，他们作了大量的分析，也准备了许多预案，知道在赔偿方面，一定会遇到新的情况发生。

果然，第二天早晨开庭后，法官就宣布：“本案如果涉及赔偿，针对一般损失的索赔将受到法庭的支持。但对于一些推理而得出的数据，将不作为审判赔偿依据。”

什么是一般损失？

曾家辉正要当庭表示请教，却不料法官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香港与内地的法律制度有很大不同。在高等法院开庭后，诉讼双方在法庭上的代表只有大律师，原诉方的法定代表人只能作为证人出庭，接受双方律师质询。所以，法庭要求相关人员回避。”

对此，曾家辉表示不认同，“尊敬的法官，两点理由：第一，香港已经回归了，请尊重内地的法律制度。当然，我们也遵守香港的法律制度。第二，既然前几天我这个希望工程现在的法定代表人一直可以坐在原诉方的席位上，那就表示法庭认可了。这突然变更，是否另有隐情？”

法官自然不会承认有隐情，但还是想坚持，“改革过程中不是讲一条，有错误就要纠正、有问题就要解决么，前几天我们没有坚持好这一点，是因为考虑内地的特殊情况。但现在审理进入到最后阶段，我们想严格按照香港的法律公平公正的审理这起特殊的新闻案件……”

“法官，请你更深入一层面思考，改革过程中的错误纠正不是认为以往的制度无可挑剔，而是用后来正确的做法加以完善，否则就会导致错误向更严重的方面发展。”

法官自然不想与内地官员在法庭上辩论，摇头沉思了一会儿，“您还是作证人吧。”

法律之下，曾家辉倒不想另生事端，无奈之余，只能采取这个变通之法，让自己代替了原证人邹小达，而把要表达的观点，只能通过代理的大律师以求证自己的方式，这样来实现自己的一些观点表达。

严格意义上讲是一回事，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