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很清楚，地方政府长期摇摆、游移的畏难情绪，成为类似黑砖窑非法用工屡遭打击，仍不断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说，对于一些非法用工的多发区，当地政府一般很难组织起常态的多部门联动的督查机制。通常的情况是，唯有接到举报，这些类似黑砖窑非法用工才会被取缔。当地各级相关部门对黑砖窑非法雇佣智障者的事，没有理由一无所知，但缘何没有进行大范围的深入彻查呢？

在黑砖窑再现的暗影里，不能徒留叹息，起码应该对几个问题进行深入反思：第一，如何举全社会之力兴办智障者托养机构。这是涉及面较大的体系构建，对各级政府财政以及相关机制、法律的详尽设计而言，是不小的考验。第二，如何在合适的时间，将暴力强迫劳动罪细则纳入到刑法。原因很简单，提高惩罚力度，是杜绝“黑砖窑智障劳工”以及类似非法用工的方法之一。第三，“黑砖窑智障劳工”是极端事件，而如何在当前的经济和劳资关系背景下，尽可能有效、全面地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则考验着各级政府的能力与智慧。

带着这样一种认知，事件调查组迅速赶赴三江省。

三江省面对媒体的报道和调查工作组的突然降临，显然有些措手不及，他们甚至问：“真存在这种情况么？我们自己怎么不知道？”

面对这样失责的疑问，曾家辉只能摇头。

他在“蒋老板”的黑砖窑亲眼所见，受苦的农民工，大量的智障者，这且不说，还有许多中学生和一些小孩，有的孩子不过十一二岁，他们都干着大人们都不愿干的重活，而且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拳打脚踢是常事，棍棒伺候只等闲。哪个孩子稍有不从，就会被监工用烧红的砖头烙背以至于血肉模糊，伤情恶化而奄奄一息，想逃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有的孩子已经被“禁”达五六年，有的已经成了“野人”。

曾家辉不禁在三江省的情况通报会上质问，“这是哪里的事儿？发生在奴隶社会吗？不是的。这些事情发生在三江省的一些窑场，而且眼下还正在上演，这是我亲眼所见。”

三江省的领导们沉默了，谁也没想到一个正部级官会潜入黑砖窑。

曾家辉讲得是义愤填膺，“这些人都是被拐卖、抢去或者是骗卖到黑窑场的，他们的父母正历尽千辛万苦找寻这些孩子，可是他们不仅要饱受寻找之苦，有时还要受到威胁和恐吓。”

这也是事实，从新闻媒体报道之后，反馈的信息了解所知，有的外省家长到当地的派出所报案时，得到的回答竟然是：“孩子是在三江省丢失的，强制用工的窑主也是三江省的，你们应该去三江省报案……”

更有甚者，有的孩子曾经被有关部门解救过，可解救的过程中竟然又被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倒卖到另一家黑窑场去了。如果说黑窑场里的场面让人触目惊心，那么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则让人瞠目结舌！如果说黑窑主的恶行让人怒不可遏，那么执法者的态度则让人出离愤怒！

再入三江省的途中，曾家辉的思绪一刻也没有停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