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权和高育良又闲聊了一会儿，话题涉及到家庭、子女、教育、城市的规划、权力的任性和监督、辩证法和唯物论……

高育良越聊越上头，他感觉高权这个年轻人的眼界和格局，远远超过他这个汉东大学的政法系教授，无论宏观还是微观，高权总能把问题一针见血的说的很通透，甚至把未来事物发展的方向说的很具象。

高育良感觉面对的不是一个年轻人，而是浸泡在官场、商场几十年的老江湖。

跟高育良不同，高权在跟高育良聊天途中，越发感觉文人的虚伪，表面上漂亮话说的一套一套，背地里怎么想怎么做，完全是另一套逻辑。要不是看过《人民的名义》，高权还真被高育良表现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人风骨给忽悠了。

看着高育良，联想到高育良在《人民名义》中的所作所为，高权莫名想起一句话：仗义多是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纵观上下五千年，历史上每一次国与国之间的争斗，大多是文人们最先对敌人投怀送抱。

北宋仁宗时期，西夏从节度使独立成为一个国家，自称大夏国，妄图一统天下。西夏和契丹是仁宗要面对的两个敌人。

仁宗无论派谁前去打仗，都难逃一个败字，武将全都是败将，文臣只会在朝堂上打嘴炮乱喷。在狄青将军横空出世之前，仁宗一直被西夏和契丹打得很惨，败得朝堂之上没有任何人敢再去前线。一个个文人，提出的都是求和的意见。

后来狄青横空出世~横刀立马，与范仲淹两个主战派~制定了最适宜的战术（以守为攻，发展骑兵，借助大宋充足的补给，消耗敌军，找准时机，偷袭为主，不再正面硬刚），从而屡建奇功。

剩下的文官和败将，都是主和派，守都不想守，朝堂上建议直接投降，给敌国当奴隶国。

整个文官圈子，就范仲淹有着文人的傲骨，坚决反对当投降派。

虽然狄青将军的职位后来比范仲淹要高，但前期可以说是范仲淹一手提拔起来的，范仲淹算是狄青的老领导。

当时如果范仲淹当宰相，狄青掌管枢密院，整个北宋肯定无比强盛，但无奈仁宗皇帝不够英明，判断上总被垃圾文臣的意见所左右，造成了大宋的衰败。

狄青一路从农民身份青云直上，职位做到了枢密使，让那些文酸们一个个又开始羡慕嫉妒恨了，不断在宋仁宗耳边强调狄青将军功高震主。

那时，恰逢开封大水灾，同时仁宗也患了重疾。

以欧阳修为首的垃圾文臣们找准时机，直接拿五行之【水】来说事儿。

他们告诉仁宗，水是属阴的，兵也是属阴的，打仗杀人干的都是阴事儿，把狄青安排在枢密使的职位，肯定惹怒了上天，所以老天就下暴雨来惩罚。

除此之外，这帮文臣还造谣说狄青家的畜生头上长了角，接着又把一系列的日食、多星连珠等天相全都栽赃在狄青身上。

最终宋仁宗架不住群臣轮流找他“嗡嗡嗡”，只能无奈把狄青将军下放到陈州。

一帮文化官爷耍起泼皮无赖，就是这么无耻。

文人，很多时候都是一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像范仲淹这样有格局、有气量的大才，太少见了。

在狄青去世之后，整个北宋，就没再打过胜仗，一天不如一天，气数渐尽。

除此之外，那个写下谁知盘中餐的唐朝宰相李绅，在有了功名职位之后，吃顿饭要杀上百只鸡。他写的千古名句粒粒皆辛苦，跟他的所作所为，完全表里不一。

总而言之，虚伪二字，在文人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如今的高育良，在高权看来，也是垃圾文人中的一员。一心为权，不问对错。

高权跟高育良聊的有些厌烦了，开口直入正题：“高老师，您是汉东大学的政法系教授，我一直很好奇，什么样的家庭能教育出您这么优秀的老师。在你们那个时代，大学生可是非常罕见的，更何况您这种教授级别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