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文人，用言语暗示一件事，是最常见的操作。

比如——我就爱这么写……

是不是——实际上，刘若愚的确知道《永乐大典》丢失的真相？

但是，他不能说！

因此，只好特意通过这样的暗示，来告诉皇帝呢？

毕竟，今日看来《酌中志》是研究明代的资料，而刘若愚写出来，却是想要从死缓中脱身的工具！

这个酌中，就是自白书的意思。

这一点，在开卷自序中，刘若愚已经说的清清楚楚。

从这里，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刘若愚话里的重点，必然只有两个——1：内阁大臣，2：《册府元龟》和《永乐大典》在一起！

《永乐大典》的丢失过程，已经是“秃子头上长虱子——明摆着”的事情了。

丢失的时间，就在万历——崇祯元年之间！

因为刘若愚是崇祯元年坐牢的！

而结合上下文，丢失的准确时间，在内廷抄录《册府元龟》之后！

这些，就是刘若愚不能明着写出来，却暗示出来的真相！

……

还有《册府元龟》，高达近940万字，郭沫若发现的两个版本，那最多的一部，残存数量，都一百多本！

《永乐大典》呢？

——册！

正本——单册高50.3厘米,宽30厘米，和浴室墙壁贴的大瓷砖，差不多大小。

这个宽度，相当于现代城市，铺设的盲道砖的宽度。

将《永乐大典》排列在一起，全部铺在地上，是宽三十厘米，长5580.785米的一条盲道！

也就是长达11里多一点。

这个长度，大约相当于现代一般县城盲道的总距离！

这么多的书，想要运走，必然要有大型物体的运输行为，给他打掩护！

而且，还必须是多次！

因为，一起走风险太大了！

而《册府元龟》发现的地点是山东青岛，明代隶属莱州府，也就是登莱地区。

将登莱和京师联系起来——

再加上西洋！

还要多次行为！

找一找明末万历以后——大件运输，还是好几次的行为……

只有徐光启：

——在天启元年，运输4门红夷大炮至京师。

——天启三年，运输22门，并且，西洋人随行。

——崇祯三年，6门。

——崇祯三年，徐光启再次上疏，以葡萄牙人一百六十名，澳门人一百名，非洲人和印度人一百名，共三百六十名，以及无尽民夫组建的庞大团队，再次进京。

这一次，被人弹劾，运输队被崇祯下令解散。

直到崇祯四年三月，才在徐光启一党的坚持下，到达京师。

这些火炮，并不是聚集在京师就完了。

还又分别运往不同的地方。

也就是说，如果将《永乐大典》混在车队之中，是最容易带离京师的了！

徐光启盗取《永乐大典》的过程，是不是真相大白了？

那么《册府元龟》，为何停留在了青岛呢？

——恰恰！

就在崇祯四年，登莱兵变！

而兵变的结果，就是徐光启召至山东“铸炮”的工匠，跟着叛军，一起到了后金。

适逢战乱，《册府元龟》被匆忙放在寺庙内，是不是很正常的行为？

或者说，有人故意将《册府元龟》，放在了寺庙里！

……

红夷大炮真的是徐光启引进的吗？

而恰恰——不管是我的考据，还是现今学术界的考证，都证明了徐光启引进的所谓“最先进红夷大炮”，大明早就有了！

（前文有讲，早在万历年间，红夷大炮已经以数十门为单位，出现在福建、广东小县城之中。）

也就是说，徐光启所谓的“引进西洋火炮”，只是一个幌子！

他在为某件事打掩护！

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