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潞王朱常淓确实没有什么恶习，但是所谓他的“贤明”，不过是一些对文学艺术等风雅之事的喜好而已，他在音乐、制琴、书法、篆刻等方面也确实有一些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成就。

但是，大明当时需要的是能够拨乱的中兴雄主，而非金石学者，如果立了潞王也势必给一些野心家骚乱的机会。

所以，拥立福王朱由崧确实并不是个太好的选择，但也是一个风险最小的选择，但是史可法毕竟是东林党人，他的恩师是左光斗，着名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都在其中，史可法一时也是难以抉择。

正当南京诸臣为拥立新帝问题而热烈磋商时，一位重要人物正在紧张而秘密地进行着幕后活动，这个人就是马士英，官居凤阳总督。

马士英，贵州贵阳人，字瑶草，明万历进士。任宣府巡抚，后又任右佥都御史。在任上，挪用公款给朝贵送礼，被告发后削职为民。

寓居在南京，在那里他结识了阮大铖。阮大铖因为是魏忠贤的干儿子，坐阉党被罢官。阮因为是逆党，无人理会他，只有马士英与其有往来，两人相交甚欢。

后来，周延儒出任内阁首辅后，马士英通过走周延儒的门路，于崇祯十五年六月当上了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州、凤阳等处军务，守备太监是卢九德，卢九德在万历末年曾在宫中为老福王朱常洵服役。

卢九德当然希望福王继位，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卢九德开始联络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而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的积极参与拥立显然是为了攘取\定策之功\增强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

马士英也是为为拥立福王四处活动，和很多官员一样，他把这次拥立视为一次政治上投机的机会，但是与许多“挺福派”不同，他并不是因为尊重“立亲”的原则而支持福王的。

马士英是一个有着极强政治野心的人，他是“独念福王昏庸可利”，他是想拥立一个昏庸的皇帝，以便自己能够操纵朝政，独揽大权。

马士英深知“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首先他联系了驻军江北，手握重兵的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四位将军，刘泽清最早是倒向东林党，可当卢九德和马士英联络他时，立马就倒向了“挺福”派，很快与他们达成了高度的一致。

南京城是大明的故都和陪都，这里除了有一批朝臣之外，还有一批帝国的勋臣之后，这些贵族在南京拥有强大的动员组织能力和通达的人脉，这些贵族的代表人物就是诚意伯刘孔昭，就是那位着名的大明开国元勋刘基的后人。

马士英要想把拥立的事情彻底办成，就必须得到这些勋臣贵族的支持，所以他也秘密联系了刘孔昭，得到了这些贵族的支持。

与此同时，他也展开了对“挺潞派”的政治攻势，他首先致书史可法、吕大器诸臣，表明自己主张拥立福王的立场，而史、吕等人当然是“持不可”。马士英在碰壁之后，并没有坚持申辩，反而派人给史可法传话说：

“立君以贤，伦序不宜固泥。”

似乎在向“挺潞派”展示自己通达权变的灵活性。或许史可法在政治操作上是个极为幼稚的人，他对于马士英的这种故作姿态并没有足够的警惕性，相反还信以为真，居然给马士英写了一封信，信中居然把那所谓的“七不可”阐述了一遍，史可法的这种愚蠢而冒失的举动为日后埋下了重大的隐患。

四月二十四日，在马士英的紧急部署下，福王朱由崧乘着漕运总督路振飞的漕运快船，在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四位将军强大武力的护送下，到达了距离南京更近的江北城市仪真，这就给南京诸臣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军事压力。

南京诸臣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紧急召开了朝内会议，集中商讨拥立一事。会议上，“挺福派”和“挺潞派”争论激烈，互不相让。

会议从当天早晨，一直开到中午都没有个结果出来。最后，“挺福派”主力诚意伯刘孔昭等人以死相威胁，主导了会议的大方向，迫使众臣同意拥立福王即位，并且当即起草了一份迎立福王的公启。

随后，南京方面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城外的马士英和史可法等人，马士英自然是很得意的，史可法面对这种结果也只能接受了。

就在诸臣都同意拥立福王为帝，迎福王朱由崧进入南京城后，方岳贡、邱瑜等人给史可法写的书信，被送到了南京。

史可法为人正直顾全大局，看着书桌的信件，心里面翻江倒海左右为难起来。这些信早来一个月，甚至十来天，南京的局面也不至于这样，可现在南京已经有了统一意见，决定拥立福王登基为帝，可偏偏永王以及定王的消息来了。

苍天有眼，先帝的子嗣，被一个舟山守御千户搭救，此时此刻正在来南京的路上，可前几天福王在江北诸将的拥护下进了陪都南京，不日就要将登基。

江北诸将的心思他知道，福王上位他们有“定策拥立从龙”之功，各种封赏爵位已经有了预期，此时先帝子嗣前来，处理不好就是一场血雨腥风，史可法不敢深思，他抛开个人恩怨没有联系东林党的同僚，而是找到拥立福王的马士英商议如何解决。

马士英与阮大铖交际较深，虽然有“阉党”嫌疑，与自己的政见不同，但马士英不想南京变成厮杀的战场这一点，他是相信的，也只能相信，史可法明白，历史上也是无数次证明验证，定王、永王的消息，此时如果此时被“拥璐”一派知道了，必然要祸起萧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