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9年以前，我没想着会活着出来。

病痛和悔恨，这两样东西都足以摧毁一个人的意志，何况如今已经交织在一起了。

但是，在我抱定赴死之念时，前妻江晓燕没有听我的话。

她不但没给我看孩子，还在我苦盼见孩子最后一面的时候，偷着给我办了保外就医。

一个恨你的人都在想着法的让你活下去，你说我还怎么好意思死？

在春城医院里的日子，虽然依旧没有自由，但却让我感到无比幸福。

这幸福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

规定之外，女儿时常在她妈妈的带领下，来陪我聊一会儿天，汇报一下最近的成绩。

她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坏人而否认我，这让我感到十分满足。

我知道，但凡江晓燕给她灌输一丁点不好的思想，她的那一声爸爸都不会叫得那么上口。

虽然在就医的时候除了这两个人之外我再没见到过其他人，但这已经让我很高兴了。

江晓燕的能力有多大，我知道。

把保外的事情安排得如此明白，还能准许她们随时来探望，我不信是她办的。

但我也没问。

只是关注了一下“办事儿”花了多少钱。

江晓燕说，治病不用自己花钱，除此之外就花了点小钱，让我不用多想。

给孩子留的钱，一点儿没动。

她还说，自打孩子大了一些以后，学校离家也近，不必天天跟着了。

她在吉春找了份药厂的工作，给人出库，工资足够养活两口人的了。

外边的环境和心情，使我的创伤愈合得很快。

不出所料，再过些天我又得回北安了。

虽然我对这样的日子不舍，但总不能自己再往伤口抹点细菌……

那一天是我在春城就医的最后一天，江晓燕带着孩子又来看我了。

坐在床边，我一边翻看着孩子的作业，一边和孩子闲聊。

从老师对她怎么样，到有没有同学欺负她，再到左邻右舍这两年的变化，问得杂七杂八……

唯独，不牵起有关于江晓燕的话题，尽管她就坐在窗边，看着窗外。

算起来时间差不多了，她们还要赶回吉春的火车。

“那些钱真的一点都没动吗？”我问。

“一点没动。”江晓燕答，“工资足够日常开销了，还能存点。”

“别存着了，都拿出来买点能保值的东西吧。”

“什么能保值，我哪知道？”

我低头寻思了一下：“找别人问一下吧，总有明白人。

“总之，别这么死存着了。”

江晓燕点了点头：“这些年，能涨价的都在涨。

“一万块钱，都已经买不着像点样儿的房子了。”

站在窗前，俯瞰着前妻和女儿汇入大街上的车水马龙，我预感到这已经不是自己吃香的那个年代了。

我的幸福250和全钢手表，早已经不是很值得炫耀的东西。

一万三千块钱，再过几年会是什么概念？

如果不让他们变成随货币升值的硬通货，怎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