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谋划本是好事儿，但是却被一些人钻了空子。

要知道，不管哪朝哪代，民间百姓都是穷困潦倒的，即便是在盛世，也只是能确保每天有饭吃，自己饿不死，注意，是每天有饭吃，而不是每天能吃饱，这就意味着他们手中的田地并不多，只能勉强维持自己饿不死而已。

但是朝廷不能没有赋税，而这年头田税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即便太祖朱元璋将各地收上来的赋税全部存到当地府县衙门，因为这些赋税让那群贪官贪掉，也要比全部集中到京师要节省一些，再加上太祖那会儿剥皮实草的威胁，让各地经济能够迅速恢复。

不过很快，味道变了，一些百姓为了自身的利益，玩起了投献，也就是将自己名下的田地低价卖给中试的秀才举人，而自己则成为他名下的佃农，从他手里租赁田地谋生，当然，每年的租赁费用肯定是要比朝廷征收的赋税要便宜一些的，而且自己也可以免去朝廷的赋税和劳役，毕竟他是佃农，理论上在赋役黄册上已经没有了他的名字，朝廷自然没办法向他征收赋役。

只是这样一来，朝廷应该收到的赋税就转到了秀才举人手里，这样也就导致了朝廷赋税的减少，国家没钱，自然就没办法做事，于是内忧外患也就来了。

而且这些人还不止如此，他们身上有了功名，就有做官的机会，尤其是举人，即便考不上进士，也可以为官，不过基本上不是什么大官，而是基层的小官，那么问题就在这里，这些人作为基层的小官，直接面对百姓，在征收赋税的时候自然会偏袒一下自己人，反正朝廷只会根据黄册来征收赋税，而黄册又是掌握在他们手里的，所以自己缴多少没人知道，不交也没人知道，其中的缺额就变成了其他普通百姓的赋税，或者找个水旱天灾来上奏取消，甚至火烧粮仓都干得出来，这样一来，便有更多的人将自己的田地都投献给了他们，于是民间愈富，朝廷愈穷，这也导致了后世张居正的改革，将田亩和赋税挂钩，而不是将户籍和赋税挂钩，这也是这次朱祁钰让于谦推行的摊丁入亩的基础。

摊丁入亩有几个好处。

一是可以减轻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促进了人口增长，为国家提供更多的人力。

二是可以确保当地赋税的总额，只要没有什么天灾人祸，当地有多少田地，就要贡献多少赋税。

三是可以为商业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促进大明的经济发展和全面繁荣。

当然，施行摊丁入亩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必须要有足够粮食，不过现在大明并不缺粮，反而还有点过剩了。

东南的安南是现成的，每年都会送过来近千万石粮食，西南的缅甸也可以产出一些粮食，又可以提供几百万石，所以如今大明的粮食是不缺的，而且严启盛出海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以朱祁钰的估计，他应该快回来了，自己心心念念的玉米、土豆和红薯也应该回来了，到时候有这些高产的作物在，摊丁入亩的必要条件就会全部具备，至于地方士绅和朝廷官员的阻力，朱祁钰并没有放在心上。

只要是人的问题就好解决，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好了。

后世雍正推行摊丁入亩的时候，不也是杀了一大批人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国库的存银从八百万两一下子增加到了六千万两，这才让后来他那个败家儿子没事就下江南玩，留下无数让人作呕的诗句。

现在就是等严启盛回来了，只要他回来，朱祁钰的大改就会彻底铺开，到时候有自己在后面支持，有于谦这个历史名臣在前面开路，朱祁钰不相信自己的改革不会成功。

万一失败了，大不了让于谦背上这个黑锅就行了，只要不动摇自己的位置，到时候自己也可以保证他死不了。

于是，就在这天朱祁钰闲来无事在后宫和汪皇后造小人的时候，司礼监太监王成急匆匆地赶来，向朱祁钰禀告道：“陛下，好消息，好消息，严镇抚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