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凯文住院以后，通过药物的治疗和适应性的一些康复活动，症状明显得到了好转。基本上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个人的事情了，自理能力也逐渐恢复。

每个周末时，郭欣怡都会到医院来看他，逐渐地两个人有说有笑起来。

我很欣喜于治疗的效果，于是将进一步推进治疗和康复的方法教给郭欣怡，采取对杨凯文每一点进步都积极的给予表扬的激励暗示，为他的早日回归做最大的努力。

但是，我唯一不鼓励的一件事就是，不让郭欣怡常给杨凯文带一些与法律有关的书籍，我甚至连任何书籍都不主张带给杨凯文看。虽然，杨凯文多次表示，他希望用这段时间多学习，我认为他过去专注的事情，现在可以放弃了。

最终，他们两个人都觉得我的建议是正确的，而且也始终严格的遵守着。

在杨凯文住院期间，他更加喜欢在病区的后院散步，看院墙上和院墙外美丽的鲜花，或者看秋天的落叶、冬天的飞雪，还有吹一下春天的风。这些都是我期望的，也是郭欣怡希望的，所以他们和我一起努力着。

郭欣怡从我初次见到的憔悴和虚弱，在杨凯文的日渐正常中，她也逐渐变得开心和愉悦了。郭欣怡每次来探视，都要和我聊好一会儿，她很仔细认真地听我讲一些对杨凯文的安慰和鼓励的好方法。

我从郭欣怡热切的眼光中，完全能够感受到她对杨凯文的那份始终不改的爱恋，这是一对儿苦命的人！

我时常想，这样两个彼此深爱的恋人，为什么会突然遇到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精神科的疾病原理说，精神疾病的大多数都是来自于遗传的因素，突发性的和应激性的精神病，在一般情况下都能较快的痊愈。

所以，我有意识的追踪了解了杨凯文的家族史，但是得不到确切的，和有理由的答案，这一点很好理解，哪一家祖上有精神病了，也不会一代一代地传下来，这又不是什么很光荣的事情，需要代代相传。还有，以前人们对精神病人是存在诸多歧视的，觉得家族有人得了精神病很丢人，隐瞒还来不及呢。

想到这里我自己也迷茫了，正如坊间说的：老师教不好自己的孩子。

所以，精神科的医生永远也治不了自己的迷茫。我曾经就这个问题和同事调侃过：我们精神病院的人每一个人都有精神病。

长期的与精神病人接触，看到的都是不正常的人。而且这些病人，在什么情况下激发精神病的情况都有，真的是千奇百怪、无奇不有，那些局外人听着都觉得不能理解，我们能在这个环境中保持正常的状态，也是实属不易了。我们单位也有好几个工作人员，在长期枯燥和繁忙的工作中不堪重负，尤其是心理上的承受能力低，最终从工作人员成为了精神病人。

后面这些是我加上的我对杨凯文住院期间的情况，让读者朋友们能够更好、更连贯的看懂。

夜已经很深了，就连小区里也是一片死寂。

我喝干了杯子里的茶，用力伸伸腰，再看看手机，都凌晨两点了。用拳头使劲捶捶脖子和腰，在椅子上扭扭酸痛的腰身。随手拿过烟盒，取出一支烟正要点，小隔间的门却被推开了。

坏事，媳妇醒来了。

我还没说话，她已经过来，抢过我叼在嘴上的烟，扔在烟缸里，恶狠狠地看着我道：“半夜三更的不睡觉，躲在书房里抽你的大烟！你看看，书房都被你熏得黑黑的了，真是屡教不改的大坏蛋。赶快睡觉，明天不上班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