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周代，有鉴于这些经验教训，先是元圣周公初发其轫，其后孔圣人也起而响应。

两位圣人，都明确主张应该经术并重，反对孜孜以求于道术，更反对过分的精研制器，以修行道术的行为。

所谓“君子不器”，君子不应该过分讲求道术制器。

受这些圣贤的影响，时代风气也逐渐为之改变。

因此，到了周代，青铜制器，才由上古的道术制器，慢慢转变成记载家族荣耀的叙功之器，钟鼎铭文自此才算兴起。

但孔圣人日常谈话中，仍时不时透露出他老人家对道术制器的研究颇深，也曾对弟子有所传授。

比如他曾夸赞门下高足子贡的瑚琏之器，瑚琏，这是古儒术中，修行货殖、经济这一系列法术的重器。

而子贡也确实在此一类道术上造诣非凡，甚至大有可能已经超过了自己的老师。不能不说子贡拥有的这个瑚琏之器，对他的货殖术修行，助益应该极大。

东周之后，天下所争的焦点有所转移，世风日渐浇薄，世人都无意于穷经皓首，更哪肯半生只苦研道术。

此时，道术日衰，修行者往往连一门道术的自有潜力都挖掘不尽，遑言争竞这等至细至微之处。

因此，在道术制器上再狠下工夫，也显得技术颇为过剩。

到了这个时候，关于青铜器的军备竞赛才算彻底消停，这些青铜制器也就此慢慢步出了历史舞台。

但孙恩卢循两人重新捡起道术制器，与殷商时大铸青铜器相比，是基于不同的原因，而有了同样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