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听我这样说，忙不迭的连声感谢，挂了电话没多久就加了我的微信，把一审判决书拍照发了过来。

我仔细研究了判决书，了解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的反驳主张，以及各自举证的情况，重点分析了一审裁判时关于过错程度认定、责任比例划分的依据。

因为要想改变或推翻一审判决，就必须要找出一审裁判的错误或者漏洞。而在这个案件中，上诉的目的就是想要改变各方当事人所承担的责任比例。所以我首先找准方向，从一审判决的过错认定和责任划分着手，而判决中对于过错认定和责任划分必然要立足于某些依据，不可能凭空乱判，因此，一审判决的依据是否合法、合理，就成了我主攻的着力点。而这个依据又包括了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法官和我们律师一样，都是熟悉运用法律的人，一般情况下法律依据不会有什么问题，那么重点最后就集中到了事实依据上。

通过明确诉讼方向，然后层层剥离，最后我把这个案件的症结锁定在了裁判的事实依据，也就是案件事实上。说起来好像也很简单，就好像“1+1\u003d2”一样。在这个案件中，第一个“1”就好比事实依据，第二个“1”就好比法律依据，这个“2”就是判决结果了。如果我能够改变案件事实，也就是让第一个“1”变成“2”或者“3”甚至是“10”，那么判决结果自然会出现变化。

看到这里也许各位看官会有疑问了：事实就是事实，怎么还能够随意改变？如果真是这样，那以后谁还敢相信法律？

有这样的疑问很正常，我这里已经准备好了功课，又要给各位看官唠叨两句了。

到底什么是事实？或者我们平时如何定义事实？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平头百姓日常生活中更愿意这样定义事实：亲眼见到的，亲耳听到的，亲身经历的，就是事实。然而我们往往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那就是，有时候我们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甚至是亲身经历的，未必就是事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几年火得一塌糊涂的刘谦的魔术，我们都看到了，也听到了，我们会认为那是事实吗？不会。于是结论就出来了：靠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甚至是亲身经历来甄别事实不一定靠谱。那么问题也就来了：究竟应该怎么定义事实？评判事实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法律给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日常生活中的事实，我们叫它“社会事实”，就这个“社会事实”而言，评价它的标准是公序良俗，说白了就是大家认可。你说了，你做了，我接受，我认可，这便成为事实。注意这里有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双方都认可”。既然认可，那就没有争议，没必要动不动就提证据，锱铢必较，钻牛角尖。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人们就没法生活了。

但是如果有了争议，起了纠纷，需要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的时候，这时候的“事实”就需要用证据来证明了。不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法决断。而这个需要用证据来支撑、来证明的事实，我们叫它“法律事实”。法院在裁判案件时所依据的事实，指的就是这个“法律事实”。

“社会事实”上升为能够被法庭所认定的“法律事实”是需要有合适的证据来支撑的。这个“合适”意味着标准，证据多一点、少一点；证明力度大一点、小一点；或者形式出现变化；种类出现变化；甚至证明方向出现变化等等，都会引起“法律事实”的变化，或者说支撑起来的“法律事实”会不一样。于是让“法律事实”发生变化才会成为可能。

这时也许各位看官又会有疑问了：这么说来，这个“法律事实”似乎具有不确定性，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不同的证据可以构建出不同的“法律事实”？

从司法实践来看，确实如此。于是证据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但是证据的运用却不具备随意性，只有合法、合理、充足的证据才能构建出法律认可的事实。而律师的职责往大了说，是要维护公平正义；往小了说，具体到每一个案件，是要正确运用法律手段让“社会事实”和“法律事实”无限接近。

以上是个人的一些理解和观点，管中窥豹，一家之言而已。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抓住了这个案件的症结之后，我再回过头来看一审时王海东的举证情况，一审时他申请了法律援助，代理人是个法律服务工作者。

从判决书上来看，一审时这个代理人为王海东组织的证据竟然全是围绕赔偿金额来的，什么伤残等级报告、医疗费票据、收入证明等等，只顾着证明应该赔多少，似乎他认为只要是确定了赔偿金额，被告方就会主动送钱来了！看得我直摇头，唉，这些基层的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业务素质真是有待提高了，没那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美其名曰法律援助，节约了一点点的律师费，损失的却是一大笔赔偿金，这不是害人吗？

再一看被告方的情况我乐了，被告方分别是包工头和S单位，各自都有律师代理，而S单位的代理人竟然是瑞子！难怪了，真是一分钱一分货，这位法律服务工作者哪经得起被告方这俩律师玩儿？

一番详细论证之后，我基本有信心推翻一审的过错认定和责任划分，并把S单位拖出来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当然这信心并不是因为瑞子是S单位的代理人，但如果瑞子二审继续代理S单位，那这个事情就更好办。

心里打定主意之后，我拨通了瑞子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