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倩立时道：“诚哥，我妈出来，不跟你聊了，拜拜。”说着跟我挥了挥手。
我笑着和她打了招呼，又自顾往街上逛去。
一个下午，也不知道逛了多远，走得脚底板生疼，天也渐渐黑下来。我又随处找了个路边摊，吃了点东西，便打车回酒店。
一夜无话。
隔日清晨，我又拿着案件资料赶往上级法院，这次运气还不错，终于见到了案件的主办法官。
是个年轻的男人，看模样应该比我大不了几岁。他见了我倒是很客气，还专门找了一间没人的小会议室和我沟通案情。其间，人家还主动递烟给我，让我顿时对他产生了不少好感。
奶奶的，谁说法院不让抽烟？哄爷爷玩儿呢！
法官姓李，虽然年轻，业务却挺熟练。看得出，他对案件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提到的很多细节他都一清二楚。不过让他们为难的是，虽然上级法院下了裁定指令他们再审本案，言下之意谁都清楚，那就意味着判决结果要翻过来。
但麻烦的是，之前的判决也是本院作出的，现在又要改变判决结果，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改判很容易，但一定要找出一个极具说服力的理由，或者说是依据，而且还不能丢了脸面。目前他们犯难的是，一直找不出这个具有说服力的翻案理由。
我不由笑了，都是自己作出的判决，法理上肯定不能错，要是法理上都承认自己错了，那岂不是把自己的业务技能主动提出来让人质疑？所以唯有在情理上找突破口，只要法理没问题，即便改判，多少还能挽回些面子。
而这个工作，我昨晚早已替他们做好了。
我一脸严肃地奉承着说：“我绝对支持和认可原二审判决中法律适用的问题，不仅没有错，反而既精且准，堪称典范。”
随即话锋一转，又说道：“只是在兼顾企业利益时稍微偏了一点，这才让广大业主有了想法。如果能在情理与法理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那就完全足够支撑判决结果的改变了。”
说完我便把昨晚，依据假设算出来的那笔细账拿了出来，李法官看完后也不由冷汗涔涔，说道：“这样看来，其实业主方已经作出很大牺牲了，而且每户业主的违约金也不多，只是——只是业主数量太大，才导致赔付金额也大到吓人。”
的确，如果只关注相对笼统的总金额，难免会被吓到，任谁也不会看到案件中的问题。如果把总金额分细，再看到整个计算过程，就会发现，这个赔付金额即便很大，但它却是合理的。而这时候再来看二审判决的结果，就能够很直观地看出它在合理性上的明显偏差了。
最后我故作高深地对他说：“很多时候我们的思维方式比较接近数学中的归纳思维，这种方式相对简单，也容易操作。只要参照物（被归纳物）数量足够多，那么归纳出来的结论正确性就比较高。
但也仅是比较高而已，因为任何归纳方式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参照物。所以，也就不可能避免小概率事件的发生，而有时候错误，就在这种小概率事件身上产生了。”
李法官一头雾水，可能在想：这个代理人怎么了？是要炫技吗？还是脑子进水了？所说的东西也完全不着边儿呀！
我看着他一脸懵逼的样子，甚至还有些不耐烦的眼神。心里暗笑，就是要你听不懂，先把你的脑子霍霍成一团浆糊，然后才好给你洗干净，重新捏出我想要的造型！
我也递给他一根烟，然后继续道：“其实数学中还有一种思维方式，叫作演绎思维，也叫演绎推理。具体的推理过程是：‘一只羊加上另一只羊等于两只羊’，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那么‘一头牛加上另一头牛等于两头牛’，这个结论也必然成立。这种思维方式不需要大量的参照物，但逻辑性却更明显，只要逻辑不错，得出的结论正确性同样很高。
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案件中，演绎思维是唯一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论证方式。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我们能够论证出原二审判决结果的不合理性，那么这些论证过程和论证依据就可以成为推翻原二审判决的支撑了。而演绎思维恰好能够帮助我们完成这一论证。”
听到这里，李法官的眼睛有些亮了，显然他有兴趣听下去，他想了解我所说的演绎思维怎么解决本案的结论支撑问题。
我笑了笑，又道：“在本案中来说，一审判决依据合同约定计算出违约金的总金额，最后在兼顾企业利益的情况下，判决盛世公司按照总金额的百分之七十支付违约金，已经在情理上做到了兼顾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所以这个判决结果是合理的。
为什么说它合理？因为这个判决金额最接近合同金额。而本案的合同是双方在意思自治的前提下达成的共识，其首先具备合法性的前提，同时也体现了合同双方的真实意志。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判决结果越接近合同金额，越具有合理性。
那么我们依据演绎思维反推，判决结果与合同金额差距越大，就越不具备合理性。而原二审判决的结果却在原来结果的基础上又砍掉了三分之二，这是不是已经与合理性的标杆南辕北辙了呢？这就是我要说的演绎思维。”
听我说完，李法官虽然一脸稀烂，但眼神却更加明亮。我知道他找到了方向，但我说的东西他可能需要消化一下。
他用略显复杂的眼神看我，起身道：“没想到吴律师还是个数学高手，受教了，你的意见我们会考虑。”说完还不忘递过来一根烟。
他如此客气，我也有些惊讶，不由又想起窗口的那个“法官”和门口的保安。唉，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