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回头看那段历史，那些人物，苏轼除了结局有点惨，他真的赢下了整个世界。有文章、有诗词、还有一个恒久的古迹——苏堤，菜都非得叫东坡肉。连隔壁彼岸那个小日子，都想把他当祖宗，对比那个半岛，当祖宗和把人拉来做祖宗不是一回事。）

……

望着苏轼远去的背影，杨元奇终究还是伤了，他没有改变任何东西，苏轼还是这么走了，他回来与否都没有任何意义，那不过是高太后最后的挣扎。

杨元奇痛就痛在，他想抓住一点什么，却什么也不抓不到，时间把历史碾成了沙，从他指尖滑落。他不相信，杨家不是正在慢慢崛起，但他一进入到这个大时代，却没有改变什么，这是一种很深的无力感。（好吧，主角，故事还在开始呢！）

潘金莲轻轻抓了抓杨元奇的手，微笑的看着说：“我们回去吧。至少我爹说，杭州很美！”旁边李清照和封宜奴撇了撇嘴。

……

朝堂那场争论传到了杨元奇的耳朵，杨元奇心里更是很凉，他能感受到苏轼那会子的孤独，他是在为自己抗争，也是在为自己呐喊。

乌台诗案在苏轼心里留下一道恒久的疤，这是大宋朝文人第一次用文字攻击一个人，这在大宋朝文人主政极其少见。车盖亭诗案亦然如此，当旧党用同一种方式攻击另外一个人，这让深受其害的苏轼出离愤怒。底线就是这么一步一步拉低的，道德在这种时候非常重要，律法是判断不出什么的，这时候只能依靠道德！哪怕到了后世，律法也只是个低到不能再低的底限了。

苏轼走的时候很是豁达，笑得的确很欢，但某种意义，政治上的那个苏轼正在死去。

旧党正如苏轼说的那样，绝不会仅仅是一个蔡确，文字这玩意，口子一口，你能拉进很多人来。本来就是牵强附会，做都做下去了，继续干就是。

新党的人一个比一个继续贬远，章惇、李清臣、蔡卞等等新党人员组团去岭南旅游，牵连人数接近百人。有些贬谪已是在杀人，不过没用刀子而已。

苏轼离开前，在政事堂有句“不能杀人！”实际已经撕破了脸皮，还是范纯仁把他赶了出去，不是政事堂的人在这里胡言乱语。

文官心里都清楚，把人贬谪到长江流域以南是个什么概念。当时的母亲河只能照顾到它的南北两侧，再往南深入就无能为力了，特别以南岭为界。

政治有没有温情，至少大宋朝曾经有过，宋神宗盛怒之下放过了苏轼，他不得不放，新党的几个首领都不肯支持他，连写诏都找不到人，诏书里贬谪一个人和杀一个人是有区别的。总不至于把中书舍人先换掉再来写？！这个时候谁敢去接。

政治上再你死我活，大家彼此还留下最后一点个人情谊，都是一个出身，一个锅里抢饭，都是为国家做事。政见不同打趴下，但不用抡刀子。这次贬谪却已经倾向于抡刀子，至于脸面，苏轼那句不能杀人把大家最后的尊严都扯下了。

苏轼的确在开封待不下去了，旧党不可能再容他，或许最后一点香火情就是不杀你，所以他最终能去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