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问：“关于新旧两派的人，你真的这么看么？”苏轼这一问非常无力，他内心已然认为新旧两派真的是党争，这不是他想不想的问题，也不是承认与否。现在朝堂的几次倾轧就是如此，这就是结果。

杨元奇反说了句：“人或许各有不同，但一旦形成群体，很多事已经由不得自己。”

苏轼叹息道：“这也称不得什么法，不过是你岳丈的个人方略，政事堂的人会认真协商的，何况那里还有吕相公和范相公。”

杨元奇喏喏的说：“我恰恰担心的不是大佬们，我岳父既然有这个折子，在秦州茶马司想来也推行过一些措施，这是他的权利。没做好换掉就是，这又不是什么大错。我担心的是……”这话杨元奇不好说，他担心的是舆论的影响。

苏轼看了看杨元奇，他知道杨元奇心里想的了，潘易岭出京，本来就有他对大西北的军事理念偏于新党的原因，现在又上了这个折子，那他所处的这个大圈子对他的感官呢，敌人可恶，叛徒可耻。

苏轼有些把握不定，说道：“你说我们这些老头子们迟早要退出这个朝堂，该走的走，该死的也死，以后会安宁一些么！”苏轼一直想退，就是觉得只有他们这些深受其苦的人走了，放下了，这个朝堂才会恢复点和气。

杨元奇苦笑，他是穿越的人，他清楚后面活着的人做得更狠，以至于北宋末期那朝堂事实容不下正直的人！

苏轼看着杨元奇的表情，心里有点发苦，过往已经发生了，当下已是如此，那后来的人？那些被旧党打到岭南的人得势，会想着放下？！今天旧党也未放下啊。别人不说，他那个年轻时候的知己章惇，他就知道是个爱恨极其分明的人。章惇作为右相被罢免，不过想着回家乡将养，一个车盖亭诗案，把他又拉出来折腾一通，直接弄去岭南，他那性子如何放下？！

苏轼甚至觉得像文彦博当年或许就是因为如此，他不是不懂士大夫操守，而是关于政治的血腥，他看得更多，不把人弄死这事不算完。

苏轼现在很懂他曾经的偶像范仲淹，在事情没有刀剑相交之前，不如退去。一旦拿起了刀剑，你就再也不敢放下了。

苏轼说：“我也要出京了，路线已经定好了，往秦凤路转剑门关入蜀。好歹可以让你岳丈抽空来见见我这老头子。只为朋友私下见个面，毕竟他待我如先生。”

杨元奇愣了愣神，点头应下来。事情就是这么无奈，苏轼去蜀中路中见潘易岭，只要相谈甚欢，对于很多旧党官员多少会产生点影响。更大的无奈在于，杨元奇清楚的知晓高太后走后新党就会重新上台，这个时候和苏轼继续交好不见得是好事。

苏轼突然又说：“算了！何必呢？我都是一个告老的人。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就不去叨扰同僚了。”

杨元奇内心有点痛，苏轼懂，苏轼比谁都清楚，他是大宋现在那个官家的老师，官家心里对他父亲神宗的无限认同，他已经长大了。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少年天子，希望手里的国家强盛威压四方，怎么都更吸引人，这恰恰是新党最明面上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