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纯仁犹豫后说：“我进开封前和元奇有过一会，烦请杨兴武大人回头告诉杨元奇，有时间多思量我当时说的话。”

杨兴武点头应下，至于他们之间究竟说什么，他不问，这就是他的性子。

范纯仁在杨兴武出门前留住他一声，还是犹豫最后道：“你说的对，个人有自己的前程，你就不用再告诉元奇所谓思量我的话了！”

杨兴武身形顿了顿，坦然离开。

……

杨兴武在开封的这段时日，政治还是那个政治，一如既往。

政事堂左相章惇已经准告老还乡，事情很当年如出一辙，雪花一样的弹劾并未收手，章惇回程途中就接连被贬一撸到底，他的去向是雷州，和当年他贬谪苏辙的地方一模一样，离苏轼的天涯海角不过一海之隔。最是让人心寒的在于士子集团对此已是习空见惯，当这种事屡屡发生想不习惯都难。换句话，大宋的士子集团已经非常熟悉“一言不合拔刀相向”，整人没有丝毫的负罪感，这已是没有了底线。

章惇潸然北望，那里有开封。他看到的不是他在朝堂上大权在握，而是年轻时候他们刚中进士挥斥方遒的样子。那个时候他们一群人意气风发，聚在一起各抒己见，激情澎湃，勾勒着大宋和自己的未来。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慢慢渐行渐远、彼此陌路、最后变成了生死仇敌。

章惇一向自负没有过错，当岭南的贬谪落在他头上，当他有时间收拾心情整理情思，他终究心生悔意。章惇迈不过去的一段坎是苏辙对他的攻击，苏辙代表的是旧党攻击，绝不是苏轼的攻击。政治肮脏在于它以立场而不是对错来区分群体。苏轼的沉默不代表默许，当时他在旧党不过后进，只是他的政治立场决定他不能发声，你可以说当时的他不勇敢，内心还有政治野望，更准确的说他其实没有确定人生的方向。事实上苏轼醒悟的比他早，苏轼后悔了，所以他才自行求去外放杭州，才有后来回朝就在蔡确车盖亭诗案中概然发声抗辩，最后为新旧两党所不容。

章援脱离队伍北上，章惇没有多说什么却也没有留他。章援内心黯然又如释重负，作为章惇的儿子苏轼的学生，他一路看着里面的恩恩怨怨，他们那代人终要归于尘土。在章援看来，他父亲最后真的输了，他留下来的遗产在于执掌中枢力行的政策，这逃不脱人走政熄，苏轼却一定会以另外一种方式留名千古，他现在就已名满天下。章援不过是想去说声歉意，替自己的父亲。

……

大宋皇宫。

赵佶现在非常不满政局的发展，他驱逐政事堂的几个宰执，不意味着他是要驱逐所有的新党。和当年赵煦一样，他的选择实在是新旧两党并存朝堂互为掣肘。事情的发展在于谏台多为旧党的人，这种攻击是大范围的。宰执身后会有一大帮子人，宰持的倒台意味着他们都受牵连。韩忠彦是首相，他本身的倾向性亦然会影响整个朝政，他推荐或者提拔的人多为旧党。

赵佶对于一些中高级官员自有选择，比如蔡京很得他和向太后的欣赏，作为新党的高级官员之一，他最后还是被贬谪出京外放杭州，蔡京最后的表现实际已是求饶，他都躲进翰林院去了。

赵佶必须更明确的表明自己的态度，得让自己的旨意贯彻下去。赵佶决定改年号，取建中靖国昭告天下。“建中”意即建立中正之道、“靖国”则是消除朋党，使国家得以安定。赵佶的本意是不偏不倚，立足于居中调和，使新旧两党放下争议、终止三十余年的恶斗，开创法无新旧，便民则为利，人无彼此，当材则可用的朝廷新局面。这和当年赵煦想法如出一辙。起码到了现在，赵佶认为自己是可以弥合双方的裂痕。关于政治，他们这些官家都曾经年轻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