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嫡系兵马，顾渊在经济上以军功授田、在政治上立参政制度、在军事上组建参谋总部，让这支军队在许多地方处处体现出超然于时代的一面。

这位在两宋之交最闪耀的乱世将星，以他超出时代的眼光，打造出了一支具有初步民族信仰的军队，并且将他们投入到了宋金之战最具决定性的一场战役上。除了延续华夏文明正统之外，也点亮了新时代的第一缕光。

着名军史学家J.F.C.富勒少将在自己的着作《东洋世界军事史》中直接指出：“……那支总兵力大约在十二至十四万人的军团，本身就是近代民族国家公民军队的滥觞。当时还只是位帝国侯爵的顾渊为此搭建的军事组织制度，也给几百年后渐渐从中世纪泥潭中挣扎脱身的西方列国提供了一个学习与模仿的对象。

只不过，富勒少将没有延伸下去的是，那时的顾宋帝国，已然化作了一条呲着獠牙的战争怪物。西方军事理论的奠基人，《战争论》的作者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则在与其恩师沙恩霍斯特的一次通信中以充满羡艳、却又带着莫大遗憾的语气描述了那个国势巅峰时期的东方帝国——“按剑四顾，整个世界都臣服于‘宋的和平’之下，那是一个比罗马还要强大的世界帝国……

它的武力无可匹敌、它的文化举世无双，在它的国土之上——太阳永不落下。在这只巨龙自我腐朽倒前，谁也无从挑战它的兵威……我知道这样的帝国注定腐朽，却不知自己有生之年，是否还能看到他轰然倒下的那一刻……”

当然，抛开那些对于社会和军队改革的深层影响不与探讨，仅仅是第二次汴京会战中，宋军参谋总部在战略上所呈现出的战争艺术也足以让后世的军史学家们为之惊叹。

顾渊以其创造性的战略决断，诱导着当时这颗星球上最为强大的野战集团，金帝国的完颜宗翰军团一步步走向他们的末日。

让我们将目光收回这场战役本身。

……此时的宋军之中，那些京东、河北、西北诸路出身的老兵大约占据三成左右，剩下的都是由原本厢军改编过来，或者干脆是在一年时间内急速扩张而来。战场之上，这支宋军在单兵作战技巧上稍显稚嫩，可抛开单兵战斗力来看，此时的宋军无论是组织度、纪律性还有基层指挥官的战术创造力都已经超越了同时期的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