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惨败的悄息传来，京城中君臣乱成一团。朝臣们纷纷互相指责。

有人指责兵部尚书崔景荣调兵遣将亳无章法，御敌无方；

有人指责熊廷弼当初治军不力导致今天之祸，又装病欺君；

有人指责内阁一群饭桶，心无定见，只会同声附和；

有人指责御史、给事中们个个道听途说，今天弹劾这个，明天弹劾那个，淆乱视听；

有人指责各地巡抚只打各自算盘，不顾大局，只派老弱兵士援辽；

有人指责九卿大佬畏惧人言，个个只想辞职卸责。

自万历起，大夏朝堂的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刑科给事中毛士龙曾上书指出，“国家言事之臣多，任事之臣少。今不惟言事者与任事者异，即言事者亦互为异”。

大学士刘一燝感慨，“大臣畏忌，不肯为国家担忧；小臣纷嚣，每至以议论偾事，此风不湔，朝廷一事难为”。

正如毛士龙、刘一燝所说的，大僚畏惧人言，不敢担当，请辞卸责；小官道听途说，指手画脚，无脑乱喷。做事人少，说话人多。补台的少，拆台的多。

大夏朝堂，一地鸡毛。

骂归骂，辽东残局还是要收拾的。兵、户两部派下去调兵、征饷的人络绎不绝。第三次全国兵马大规模援辽行动又开始了。

辽东前线指挥权方面，君臣们一商量，令兵部侍郎张经世火速入辽东巡阅军务，升薛国用为第四任辽东经略，升王化贞为巡抚，升方震孺为巡按监军辽东，同时急忙启用叶向高、张鹤鸣、熊廷弼、许弘纲、王在晋、祁伯裕、王象乾、涂宗浚等退休离职干部入京议事。

战略方面，天启元年五月，刑科给事中熊德阳向朝廷，提出三方布置之策。

一是山海关难守，须屯兵广宁，勤加练兵，打造正面防线。二是辽南民心可收，应联合朝鲜，派间谍潜入动员民众，运粮支援逃至沿海各岛和朝鲜的辽民，招募精壮者为兵，骚扰大金的东翼。三是重金收买林丹汗等蒙古诸部，偷袭大金的西翼。

说白了，所谓三方布置之策，就是联合蒙古、朝鲜，正面屯兵把守，时常从两翼侵扰大金，让大金不得不分兵把守，以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

詹事府少詹事徐光启则指出，大夏部队的特长在于火器装备远胜于大金，但在沈辽之败后，大量火器归大金所有，工部存有的火器反不如大金多。

“辽、沈丧失，中外大小火统悉为奴酋有，我之长技与贼共之，而多寡之数且不若彼”。

徐光启建议工部和九边要召集工匠，加大火器制造，推广西洋大炮，在城头大建炮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徐光启、熊德阳两人的意见，基本上获得朝廷的认可，成为大夏辽东战略的雏形，并在这基础上加以完善。

不久后，第四任辽东经略薜国用因日夜忧愁而病逝；兵部尚书崔景荣引咎辞职；蓟辽总督文球因病辞退。一时无人可用。

为了救急，大夏朝廷启用叶向高入阁；启用张鹤鸣为兵部尚书，启用70多岁的王象乾任蓟辽总督并加衔兵部尚书，启用熊廷弼任兵部侍郎，启用王在晋为户、工、兵三部侍郎。但在新的辽东经略人选上，一直举棋不定。

起初，大夏朝廷意向是李三才。但在廷议上，九卿科道争议不上，有人说李三才有勇有谋，有人说李三才盗名欺世。双方相持不下，启用李三才为辽东经略的事就不了了之。

一个月，大夏皇帝决定再启用熊廷弼为第五任辽东经略，同时加衔兵部尚书。

但很快，经略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就闹起意见，而且矛盾越来越大，一发不可收拾。大夏帝国内部的矛盾总是难以调和，辽东经、抚不合只是其中一个表现。

熊廷弼和王化贞第一次争执是经略该不该坐镇广宁前线。

天启元年七月，辽东巡抚王化贞见熊廷弼迟迟不来广宁前线，便向皇帝报告，说因薛国用病逝，朝廷暂时没有安排经略，我只好代管军务三个月。既然新经略已到山海关，请陛下让熊廷弼到广宁前线部署军务。

“一切部署将吏调度战守，臣不得不代，今已三月……此皆经略事，臣借为之。今不敢不举以相还。乞敕经略，应更置者，更置；应照旧者，照旧。臣与经臣一体，毫不敢有诿卸。但号令出经臣，则体统；进止禀经臣，则机宜。审中或有臣当为者，亦须奉命而后行。”

很快，熊廷弼也回报皇帝，说巡抚本来就有掌管军务的职责，怎么能把军务都推给经略，何况我是经略辽东、登莱、天津三处，坐镇山海关自然是合理的，王化贞你不得找借口推诱军务，若是你有疑难事宜，再报我拍板。

熊廷弼不肯去广宁前线，不单是王化贞有意见，朝中言官也纷纷质疑。

御史苏琰等人上疏说道，你熊廷弼既然是经略，当然是应当去广宁，亲自训练士兵、部署军务、督战将领，怎么能长期呆在山海关，何况山海关距离广宁四百里，文书来往需要十天，如何把握战机。

“臣直谓经略所居不得其地，山海去广宁四百里，文移往复十日，兵机能堪此等待乎”。

苏琰这个意见，兵部尚书张鹤鸣是认可的，并向皇帝建议：“奴氛甚恶，人心不固，且谋内徙，宜令经臣出关，与抚合势，则人心自定。”熊廷弼则向朝廷反驳，说苏琰等人不懂军事，只会乱吠。

天启元年十一月，兵部再次催促熊廷弼前去广宁前线。当月，熊廷弼第三次婉拒，并言道：“臣思经略三路，非为广宁一路也……策应之旨原为广宁有急，今未有急，当首遵节制三路之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