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八年四月初一，努尔哈赤规定，每百人甲兵，配有大炮两门，小炮22门，火枪43枝，盾车四辆，云梯一架，凿子（挖城墙专用）二把。

但大金军队的火器化还是遇上瓶颈，那就是缺乏制炼硫磺的工匠。努尔哈赤曾下谕，“若有做金线、硫磺之人，当荐之，其人亦至宝也”。

重奖之下必有勇夫。天命八年六月十八日，《满文老档》记载，“因汉人纪达色炼硫磺献来，赐千总之职，并赏缎三疋、毛青布五疋、银十两及蟒缎衣服、帽靴等”。

在兵力方面，《满文老档》只记录了天命三年进攻抚顺时，征用兵力十万人，其中甲兵多少不详。后面再无兵力方面的记录。

但随着吞并叶赫女真，陆续收编了大量的蒙古兵和汉族降兵。到了孙承宗督师期间，估计大金总兵力应超过（包括牛录兵）二十万，远超大夏在辽东的实际兵力。

但是在实战当中，影响胜负的往往是部队中的精锐军士。李成梁当年威镇辽东时，所依赖的主要是三千家丁。

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中也写道，“凡临阵的好汉，只有数人。”

大金八旗军之所以屡屡攻城掠地，主要还是靠待遇最高、装备最好的白甲兵在前冲锋，攻入城头。而这些白甲兵，巅峰期也不过数千名。

虽然柳河之战双方兵力并不悬殊，如果城中有白甲兵的话，被打败也很正常。但细想其过程，还是爆露了大夏部队的很多问题。

一是得知皇太极仅带三百兵呆在耀州后，难道不应该派出探子去打听虚实后，再采取行动吗？实际上，皇太极当时根本不在耀州城。

再说了，皇太极作为大金帝国第三号人物，怎么可能身边只带300兵。

二是金冠为什么违抗军令，未及时到场？

三是偷袭战术讲得就是快速、隐蔽。几千人用七条船渡河花了四天时间。大金探马但凡不是瞎子，也知道敌人意图了。已经暴露行踪的情况下，为何不取消这次军事行动？

在孙承宗督师这几年，大夏对大金的正面战场虽然遭遇了柳河之败。但毛文龙的东江军还是搞得风生水起，屡次派兵骚扰大金边境。

东江军的打法类似于蒙古的放风筝战术，而且还是在晚上放风筝，每次出动兵力也不多，就三百人左右，难以察觉。

具体来说，就是等到夜深人静时候，东江军派出小股队伍，沿河上岸，对边境小堡进行夜袭。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逃。

如，“毛文龙之三百兵夜间来袭海州甘泉堡南或叶克堡。时堡内无甲之人与之相战，杀四人，敌即退。”

但后来出现一系列乌龙事件，让大夏君臣开始怀疑东江军报来的捷报。

天启三年三月，御史刘重庆弹劾毛文龙，“奈何子女玉帛积百盈千，动为大言，曰将以某日捣奴巢，覆奴穴。”对刘重庆的弹劾，大夏皇帝不予理会。

天启三年十一月，登莱参政谭昌言弹劾毛文龙，指出东江军将剃发的辽民毒哑后，冒充为战俘。

“毛文龙药辽人舌献俘。昌言廉得之，密与解毒汤。旬日舌清，乞命。皆辽人也。言其实编为农。”朝廷依然是不予理会。

天启五年二月，户科给事中沈应时又告了毛文龙一状，说东江军强行截去漕粮三十五万石。“傥无变计而专恃截漕。”朝廷不以为忤。

而开始让朝廷产生怀疑的是毛文龙报上来的满浦、昌城大捷。根据东江军塘报，这次毛文龙派出不到千人的部队，竟然歼灭八旗军二万余人。

“职用兵不满一千，而贼死者二万余者。”

所谓的满浦、昌城捷报传来，大夏满朝哗然，纷纷质疑其真实性。大夏皇帝要求登莱巡抚袁可立去核实东江军战功。

奉旨调查后，袁可立报上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不交一锋致奴死二万余人、马三万匹，其数终有不可考。然其分兵设奇，举火放炮，使奴东西奔驰，如弄于股掌之上，当优叙以为用谋者之劝。”

而言官们认为袁可立历来只会为毛文龙请功，从未认真核查其功，助长东江军虚报战功之风，上疏弹劾袁可立。虽然皇帝并不认可弹劾袁可立之言，同时还赐与朱提文蟒（一种蟒袍），但袁可立在压力之下还是选择了辞职。

“巡抚佥都御史袁可立厥治行劳哉，赐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帅骄愎不协，蛊于兵。满浦、昌城袭报用敢献功。”

而所谓的满浦、昌城大捷，《满文老档》并无任何记载。考虑到东江军历来战斗力低下，以几百人歼灭二万多八旗军只能是童话故事而已。

“满浦、昌城大捷”不久后，又出现了两次献俘风波，让大夏君臣对毛文龙更加失望。

天启四年九月，毛文龙向兵部献俘了十二人。兵部很重视，联合了三法司，立刻对俘虏进行审问论罪。结果，俘虏中有四名是幼童，四名是妇女。

众人错愕，不知所以。难道，这努尔哈赤兵力紧张到要征用妇女儿童入伍的程度了吗？

“而幼童四名，幼女四妇胆怯孱弱，原非地方作孽之人，不过山居夷民被我师扰获以归者。”

天启五年九月，毛文龙派游击董武周押解女真俘虏，至广鹿岛的时候，突然派人追上来换了5名俘虏。

新任登莱巡抚武之望奏道：“外议啧啧，犹有不敢尽言者。恐解官中有别情。”

兵科给事中杨文岳则奏道：“其忽然解来，忽然换去。人既不同名，姓不一。如此事情，直同儿戏。”

但由于大夏皇帝迁就毛文龙，对这两起离奇的献俘风波并没有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