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慈烺这道旨意下来后，李邦华和阮大铖等南方籍大臣皆松了一口气，而不再担心自己家族子弟没有了科举入仕的机会。

阮大铖也因此更加积极地写起宣传北伐对汉人很重要的戏剧来。

当然，阮大铖写这样的戏剧，倒也不是因为他真的支持北伐，而是因为，他想讨好皇帝。

他知道，皇帝是想北伐的。

而他能够成为礼部尚书，也是因为他关于宣传北伐的戏写的好，听皇帝的话，愿意为皇帝做宣传士大夫黑料与批评士大夫以及批判建奴的事。

要知道，本朝大多数士大夫都是不愿意宣传士大夫黑料的。

哪怕是改革派。

支持朱慈烺改革的范景文等大臣。

他们毕竟也是士大夫，所以一般也不会主动提起士大夫的黑料。

他们最多只是在逼着问的时候坦然承认自己士大夫里有小人，然后决定以身作则，纠正士风。

饶是李邦华上次主动提起降表，也只是因为反对改革的文官拿士大夫道德水平更高所以该优待为由来反对官绅一体纳粮当差，他才不得不主动提起了降表而已

而且，大多数士大夫不仅仅不会主动批评自己揭露自己的罪恶一面，甚至对抨击鞑虏、揭露鞑虏罪恶也不是多积极。

因为地主阶级的士大夫对什么民族矛盾没那么大兴趣。

原因很简单。

谈民族就意味着讲同胞之情，讲同胞之情就意味着要把自己民族的百姓更当人看。

而把自己民族的百姓更当人看，无疑会意味着不能剥削压榨的太狠，不能奴役的太狠。

所以，谈民族大义，无疑相当于让地主们自己给自己脖子上套枷锁。

但凡，不想束缚自己奴役百姓之程度的地主，都不会愿意主动这样做。

哪怕他们学的圣人道理也强调民为邦本。

而他们，宁肯接受统治者更不把他们当人看，也不能接受统治者太把百姓当人看。

如元朝统治者把汉人都置于地位等级中的末等了，他们都能接受元朝的统治！

乃至在元末，许多汉人地主还会主动舍财募兵为元朝统治者平定农民起义军。

就因为元朝虽然把他们汉人地主置于末等，但也更加不把汉人百姓当人看，所以，他们还是能接受的。

另外。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历史上建奴彻底统治中国后，有个姓何的汉人官员认为满清给汉人绿营士兵抚恤银太高，竟不惜犯颜主动要求顺治皇帝把汉人绿营士兵的抚恤银削减一半，原因就是，他觉得满清朝廷太汉人绿营士兵当人看了，导致他们这些汉人地主都不好太压榨自己的汉人同胞。

因为压榨的太狠，会导致这些汉人去加入绿营。

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因而，地主阶级这个阶层本身对民族大义是不感兴趣的，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能不能更加彻底的奴役自己的农奴，而最好是回到周礼大行的周朝时代，那样佃户完全就是奴隶，自己这个地主就完全是奴隶主，彻底受自己控制。

而这片土地素来都是农耕文明为主，统治阶层中地主占主要成分。

大明也不例外。

所以，大明的士大夫也多是提倡周礼，动辄以奴隶时代的思想为礼法标准，也动辄宣传奴隶时代的君王为圣君，什么尧舜禹汤的。

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