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里可温教或也有可取之处。”

李太后道，

“昔年蒙古人征南宋的时候，那南征大将伯颜不就信也里可温教吗？”

“倘或也里可温教能与佛教一般普渡众生，那蒙古大将伯颜又怎么会屠尽常州呢？”

朱翊镠补充道，

“是啊，当年伯颜把常州屠的就只剩七个人了，且他征南宋的时候，还说要像曹彬征江南一样敛杀呢。”

李太后总结道，

“洋教就是嘴上说得好听话，手里做得杀人事，皇上即便对传教士感兴趣，挑几个看得顺眼的，封个不大不小的闲官也就罢了。”

蒙元留下的历史阴影过于沉重，朱翊钧一时竟也寻不出合理的说辞来反驳。

李太后和朱翊镠的观点可以普遍代表一般明朝人对基督教的看法。

蒙古对基督教徒的确十分宽容，但由于元廷当时的政策问题，基督教未能正式走向中国化。

蒙元的基督教徒虽然能受到元廷的重用，但他们在大都学习语言、翻译经书的时候，用的都是鞑靼文、拉丁文、波斯文，用到汉文的地方极其之少，导致基督教经文未能在元代进行成功地汉化。

且蒙元时代的基督教完全依附于蒙古人与色目人，是一种只流行于蒙古上层社会的信仰，其本身的文化

与中国传统完全不同，与汉人和南人有着天然的文化隔阂。

再加上元朝后期，元武宗听信道士赵归之言，下令废金山十字封；元仁宗又起用李孟，采取政教分离政策，使得基督教在地方势力一泻千里。

这种政治上的依附性，大大制约了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

而当朱元璋推翻元政权之后，明廷害怕蒙古人从草原重取江山，因而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禁止一切外来的宗教和外人的进入。

蒙古人不得不向北方逃去，而基督教教徒则以蒙古人和色目人为最多，他们本来在元政权下多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

而明朝建立之后，基督教教徒的特权被取消了，明初的海禁政策又使营商环境失利了，庞大的教会开支顿时变得无以为继。

加上其它本地宗教在明政权中得到提携和眷顾，基督教作为一种汉化不成功的舶来品，自然受到明廷的无情的压迫和攻击。

而随元顺帝北去的基督教教徒，又受到草上喇嘛教和回教的影响，也渐渐失去了原本的信仰。

因此到了万历时期，西方传教士再次东来之时，明廷许多人仍然秉持着明初环境下的思想观点，把基督教视为与中国文化相悖的、需要时刻防备的“邪教”。

朱翊钧笑了笑，道，

“就算是只封个闲官，那也要朕瞧过之后再封啊。”

朱翊镠却道，

“臣以为，洋人没甚么了不起的，皇上即使要给洋人封官，也得让他们和我大明百姓一样通过科举，从童子试开始层层考校才能成为天子门生。”

“要是皇上一看到洋人就破格录取，对我大明子民也太不公道了，难道洋人信个教、皮肤白些，便天生就比我中国人高一等了？”

“洋人要当官，在濠镜当个他们洋人自己选出来的官也就罢了。”

“要是一边当了洋官，一边还能来京城当朝官，这将我大明万千苦读的寒门子弟置于何地呢？”

“即使是蒙元之时，也没有一个外国人来中国，随便就能当两层官的道理啊。”

朱翊钧闻言一愣，心中忽然涌上了一阵难以言道的感慨。

自己真是受近代史影响太深了，以致于一听到洋人，就先入为主地觉得人家肯定比中国人厉害得多。

朱翊镠虽然有着独属于特权阶级的自高自大，但他却能用一种比自己更加客观的视角去审视西方人。

晚明的中国人当然应该和西方人是平等的。

既然是平等的，怎么能让西方人直接跳过竞争激烈的科举，而直接授以官职呢？

“四弟说得不错。”

朱翊钧反省完毕，认真朝朱翊镠回道，

“科举是我大明最为公正的考试，朕不能把原本属于我大明子民的做官名额随意就拨给洋人。”

朱翊镠笑道，

“皇上说得是，据臣所见，那些传教士虽然取了中文名，但实则是为了去周边小国方便传教，而非真心仰慕我中华文化。”

“洋人贪势幕强，只要我大明一直受诸国朝拜，皇上又何惧洋人不愿为我大明效力呢？”

“臣听闻如今欧罗巴小国林立，彼此之间纷争不断，莫说我大明国富兵强，就是毗邻的倭国小邦，也能让洋人俯首帖耳，不敢违逆。”

朱翊钧心道，这话怎么和我在现代看到的晚明历史有些不同啊。

“哦？是吗？”

朱翊钧故作好奇道，

“那倭国是怎么让洋人俯首帖耳的？”

朱翊镠笑道，

“臣于广东听闻，就在不久之前，那倭国九州的一个小小大名，还支使了耶稣会的洋人，让传教士带领了一支倭国使团，千里迢迢地去欧罗巴觐见国王。”

“皇上且想，一个倭国的大名就能把传教士使唤得团团转，何况皇上……”

朱翊钧心下一顿，蓦地接口道，

“倭国九州的大名？”

朱翊镠点头道，

“是啊，据说是倭国九州的大友宗麟。”

朱翊钧豁然开朗，这支在万历时期就游遍欧洲各国、成功觐见罗马教皇的日本使团，就是日本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天正遣欧少年使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