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冷冷一笑，道，

“建州奴酋若愿朝贡，何必还要对朝鲜称臣？”

“他分明是对朝廷有所忌惮，不想亲自赴京，这才称臣朝鲜，以示自己断无僭越之意。”

张诚回道，

“倘或皇爷非得要他来，他又哪里有拒绝的道理？”

朱翊钧沉吟不语。

张诚又道，

“依奴婢看，此番建州奴酋称臣朝鲜，实则是有两层缘故。”

“一是为求让朝廷放心，尽快从建州退兵，二是为求让辽东将领安心，转而进剿叶赫。”

“如今这两桩夙愿都已达成，建州奴酋对朝廷的警惕已然降到了最低。”

“倘或这时皇爷因其称臣朝鲜一事而斥责于他，他害怕功亏一篑，必得对皇爷惟命是从。”

朱翊钧淡淡道，

“未必，朝鲜国力匮乏，已是众所周知之事。”

“建州奴酋狼心狗肺，万一朕下旨斥责，他为表‘忠心’，反入境朝鲜为祸作乱，重蹈李峘在位期间，满蒲之乱之覆辙，岂不是反让他挑拨我大明与朝鲜不合？”

李氏朝鲜的国力衰退并非是从后金崛起开始的。

实际上，早在朝鲜明宗李峘在位时期，朝鲜国力衰败的事实就已经暴露无遗。

嘉靖二十七年时，女真人便进攻过朝鲜满浦，焚烧了满浦镇守護厅，还将满浦城门之锁拔去，朝鲜军队士气低落，对此竟无能为力。

朝鲜朝臣们议论纷纷，不但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措施，文武两班还各自推卸责任，最后为了不生边患，朝鲜明宗竟谕令边镇对女真人“来者不拒，去者不追”。

等到朝鲜宣祖李昖继位之后，朝鲜朝中情况更加败坏。

以金孝元为核心的东人党和以沈义谦为中心的西人党开始决裂，从此便开始了朝鲜王朝无休无止的党争，其影响甚至波及于朝鲜国王的废立与明末东北的格局。

这也就是为甚么，努尔哈赤虽然害怕朝鲜因诸申越境而来建州兴师问罪，但他眼里朝鲜对建州的斥责手段，也只限于外交辞令和罚银。

与之相比，令努尔哈赤更不安的，却是诸申因建州经济窘迫而脱离他的法令与管控。

虽然朱翊钧目前是朝鲜的宗主国国君，但他心里清楚，自己通过宗主身份而改革朝鲜内部体制的希望极其渺茫。

朝鲜王朝的建立一开始就和儒林分不开，儒林在朝鲜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然而李氏朝鲜又有一个名为“两班”的旧贵族阶层，从李成桂建国初期一直掌握著国家的经济基础、垄断了国家一切的利权。

两班特权和地位是不可以世袭的，为了保持两班的社会地位，必须具有一定的儒学修养，必须确保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

朝鲜王朝初期，对两班阶层的数量限制极严，官职的数目也受到限制。

于是朝鲜王朝的士大夫从建国初期就天然地被分为两个派别。

一个是由在朝的功臣勋旧和官僚集团组成的“勋旧派”，另一个是由在书院接受儒家教育的两班子弟和靠科举入仕的新官僚组成的“士林派”。

在经过多次“士祸”之后，士林派终于击败了勋旧派，在李氏朝鲜的政治中心形成了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而李氏朝鲜最后被成功改革为现代社会是基于两个导火索。

一是因为清政府领导下的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战败，朝鲜为求自保，不得不联合沙俄牵制日本，俄日两国的对峙为朝鲜脱离宗主国提供了良机。

二是因为沙俄在日俄战争战败后，日本为发动侵华战争，吞并了朝鲜半岛，毒杀了屡次试图进行现代化改革的朝鲜高宗李㷩，将朝鲜霸占为日本殖民地，直接引发了朝鲜的三一运动，促成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

所以从近代史来看，朝鲜的富强，源自于其宗主国的衰落。

无论其宗主国是中国还是日本，只要朝鲜王朝依旧依附于某一个强大的邻国，它就永远不可能根本性地校正其因内部体制而导致的腐败与衰颓。

回到万历十六年的眼下，朱翊钧虽然有一颗无比温柔的心，但他身为大明天子，凡事还是以大明的利益为重。

从大明的角度来看，朱翊钧更需要的是一个软弱而腐败的朝鲜王朝。

它在为大明分担东北边境女真人骚扰的同时，还为大明构筑出了一道防御日本入侵的天然屏障。

即使朱翊钧是一个善良到道德感胜过情感的男人，但在国家大事上，他的理智压过了道德。

他知道朝鲜必须衰而不垮，才能使它不得不依附于大明，甘心为大明鞍前马后。

因此在与张诚的对话中，朱翊钧更在意的还是“大明与朝鲜不合”，而非“朝鲜国人的性命”。

张诚道，

“奴婢料想那建州奴酋不敢如此。”

朱翊钧问道，

“你如何料定他不敢为之？”

张诚道，

“王杲父子之前鉴近在眼前，何况进剿叶赫一事，乃辽东边将主导。”

“这建州奴酋好不容易取得了顾养谦和李成梁的首肯和信任，忙着顺守辽东边陲都来不及，又怎么会把已经到手的东西，再轻易丢出去呢？”

朱翊钧明白张诚的意思。

女真酋长想获得辽东边将的支持，只有通过努力替大明维持边境秩序，与辽东边将势家结成利益输送的联盟，才能为自己部落换取马市贸易的支配权和经济发展权。

建州的经济发展才是能让努尔哈赤低眉顺眼的关键因素。

倘或努尔哈赤有野心，他就一定会忍得这一时。

不过在张诚眼里，皇帝并不是对建州奴酋努尔哈赤本身有疑心，而是对顾养谦和李成梁所选择的扶持对象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