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最终让内阁松口同意在太仆寺试行“民推吏”的办法用的是另外两个理由。

一是他假装在三位辅臣面前生了一回气，抱怨马调不上来，钱也收不到手，二是指出朝廷登记上来的户籍人口和实际人口的数目出现了严重偏差。

第一个问题是十分简单明了的，晚明马政的确已然烂得不成样子了，再怎么折腾也不会比原来那套还烂。

皇帝想另辟蹊径，又不是往科举出身的官员身上开刀，责任又通过厂卫分摊到了马户百姓头上，官员想反对也寻不到非要违拗皇帝的理由。

再说太仆寺交出来的数据也实在不好看。

第二个问题是朱翊钧自己向内阁指出来的，在没有计划生育的封建社会中，朝廷账面上的人口却在不停下跌，即使有水患饥荒的因素，人口数量也不会是只跌不涨的。

所以，为了登记有效男性劳动力人口，必须给予交课重税的百姓一定政治权利。

至少要让男丁缴税服役的义务和他们得到的权利等同。

当然了，这只是朱翊钧本人的一套官方说辞，他心里知道，晚明账面人口的持续下跌并非取决于老百姓的觉悟高低。

用现代人的话来讲，官府和民众的关系只是一种特殊的交易关系，民众掏钱纳税，购买政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现在大明给百姓提供的公共服务又贵又差，一旦出了问题，百姓既不能投诉，也没有第二个出售公共服务的官府给他们选择，他们可不得觉得委屈吗？

在这一点上，朱翊钧不得不与历史上的那个“反贼”李自成有所共情。

这个问题具体分析事例可以参照崇祯年间的征辽饷。

当时支持崇祯皇帝征饷的是时任兵部尚书的杨嗣昌，他是从阶级角度替崇祯皇帝为加征重饷辩护的。

他认为，崇祯皇帝加税不会造成伤害，因为崇祯年间的税收都是加在土地上的，而土地都在豪强手里。

虽然加上去的税收放在一起总体是一个大数目，但是均摊到地主头上，相当于一百亩地加征不到五钱银子，这不但没有坏处，还能让豪强们增加点儿负担，免得他们钱多了搞土地兼并。

而且关键的问题在于地方官不廉洁，如果地方官都廉洁了，那皇帝再加派一些也未尝不可。

如果当地豪强的承受体量就是那么一点儿，那能收上来税钱就是一个恒定的数目，这笔钱宁愿被皇帝收走去练兵平乱，也比被地方官中饱私囊来的对国家有利。

换句话说，皇帝加派辽饷，就是以朝廷抽派的权力减去地方的“腐败税”。

有了杨嗣昌的这番理论支持，崇祯皇帝又另外征求了内阁的意见，在获得内阁的赞成之后，崇祯皇帝才拍板定案，加征练饷。

结果辽饷一晃征了几年，原来企图解决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加重了。

官军照样无能，清军反倒越来越强，李自成更由战略性流窜转为战略性进攻，正从西安一路向北京进军，而支持辽饷的杨嗣昌本人也在与张献忠的作战中失利自杀。

直到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前的二十多天，有一位科道官写了份奏疏替皇帝检讨了一下过往政策，认为征加辽饷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祸国殃民的闹剧。

幸亏杨嗣昌当时已经为国殉职了，倘或杨嗣昌不死，皇帝也一定该追究他提议征加辽饷的责任。

当时崇祯皇帝看了那份奏疏之后，为此同当时的内阁辅臣蒋德璟吵了一架，结果是蒋德璟引罪辞职，崇祯皇帝也取消了练饷。

倘或从帝王史观来看，崇祯皇帝无疑是值得被同情的。

他刚登基的时候只是被底下人看作又聋又瞎，不想当了十七年皇帝，最后在大臣们眼中成了一个是非不分的低能儿童。

朱翊钧虽然承认皇帝大多是个聋瞎人，但他也不愿被大臣当作患有认知障碍。

不过从平民的视角来看，崇祯皇帝任由官僚搜刮了巨量白银也还是没为朝廷练出兵来，反倒把天下百姓全部推到了反贼的那一边，确实属于自作自受。

在一个农业社会中，土地和人口是密不可分的两种社会因素。

一般而言，田地负担越重，苛捐杂税越多，田地就越不值钱，放弃田地的流民就越多，粮食就越种越少，饥荒就越来越严重。

倘或再加上封建社会的属性，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还要添上皇帝的好坏和贪官污吏的多少这两条。

换句话说，土地价格可以近似地看作官府对百姓压榨程度的浮标，官府压榨越狠，土地价格越低，流民就越多，反贼的队伍就越壮大。

而经过崇祯皇帝的四次加征辽饷之后，明末的土地在顾炎武的书中是这样的价格，“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

即总共值银七八两的地，朝廷要求收缴的税收就多达十两，将近土地本身价格的一点五倍。

这种情况下，地当然是不能要了，因此明末农民即使是没有遭受灾荒的，遇到这样重的地税，也纷纷弃田而走，成为反贼队伍的一分子。

于是崇祯皇帝的加饷平贼成了一种反向效果，皇帝筹饷的规模和努力越大，百姓迎“贼”就越踊跃，“贼”也就越多。

而百姓投了贼，饷就更没处征了，相当于皇帝一个根本不能实现的空头政策为大明换来了更多的敌人和税基的永久消失。

人逃走了，地也荒了，官吏和军队的数目却越来越大，这就致使地方官更加严厉地催逼那些尚未逃走的农民，把他们也连带着逼跑。

官府的税费一征再征，却仍然严重拖欠军饷。

士兵们被迫卖命打仗，却又缺粮断饷，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将校们碍于许多把官兵逼反的先例也不敢真管。

于是在大明开国之初让朱元璋洋洋自得的“养兵不费一钱”的百万大军成了横行天下的百万豺狼饿虎，就此产生了一个极为恐怖的恶性循环。

朱翊钧的幸运之处就在于他穿越到了万历前期，而不是崇祯后期。

他坚信只要能将经济上开海，政治上民选这两项政策成功推行下去，一定能打破封建王朝“三百年更替，七百年强盛”的历史规律。

也正因为朱翊钧还有时间和余地，他的“民推吏”政策也跟他在云南的玉米番薯实验田一般，都属于他这个普通人皇帝对于帝国体制的小心试探。

朱翊钧对“民推吏”的预期其实是不怎么高的，他也不指望就这一项政策就能让全大明的男丁都抢着去养马，全大明的流民都抢着去登记户籍。

他只希望这项政策能让大明的马户有一点话语权，能减缓一些马户的负担，能让全天下的流民对朝廷对一点信心，那就足够了。

即使这项政策或许在某一天成为了官僚的另一套官样文章，朱翊钧也觉得百姓能听到皇帝说出这样一番漂亮话，总比甚么都听不到来得好。

无数历史经验证明，漂亮话对安抚人心大有作用。

同样是饿肚子，心里以为饿得对，饿得公道，就可能缩在家里等死，倘或心里以为不公道，就很可能骂一声娘，然后出门成了反贼。

这就像“反贼”李自成变成“闯王”李自成之后，便不再像一开始那样必要大肆抢掠一场，而是改为派“贼”防守，并且严禁劫掠扰民，以笼络民心。

由此可以看出，漂亮话确实可以当枪用，用好用坏且先不论，但终究是一样武器。

为了让这件武器发生它应有的作用，朱翊钧连着召见了内阁几日，专为此事议定详细章程。

直到五月五日端阳节前，才正式让四夷馆刊印了徐泰时上呈的太仆寺收支明细，经朱翊钧本人查收之后，方与厂卫分发在册马户。

端午节在晚明的宫廷中也是十分隆重的大日子。

阖宫正门的两旁在这一日都放上了菖蒲、艾盆，门上悬挂吊屏，画有天师或仙子、仙女执剑降五毒的故事，样式与春节时所挂门神相仿，依规矩要连挂一个月后才能撤下。

宫眷内臣也纷纷换上了应景的五毒艾虎补子蟒衣，大概形制多是前襟左右各缀胸补一片，后襟背补为一整片。

居中绣一蹲卧猛虎，抬爪回首，长尾上卷，额部绣十字纹，周围饰蜀葵、艾叶、山石与五毒，上部为祥云，底部饰山石海水。

朱翊钧穿的皇帝吉服，补子上的五毒艾虎与宫眷们的构图基本相同，只是对襟衣胸补多了一对侧面升龙，背补饰的是一条正面大坐龙，老虎改成了伏卧在底部山石上。

端午节的宫廷庆贺规程年年大同小异，饮用朱砂雄黄菖蒲酒，吃粽子和加蒜的过水面，接着就是赏石榴花、佩艾叶、合诸药、画治病符。

皇帝则要驾幸西苑，看斗龙舟、划船，到万岁山前插柳，看御马监勇士骑着马表演武术技艺。

朱翊钧其实不太喜欢这种“阖宫欢乐”的集体活动。

费银子倒还在其次，主要是朱翊钧觉得被一众人捧着哄着的气氛极其不舒服。

具体而言，就特别像他在现代读小学，领导来旁听时，那种从老师到学生，全体表演性质地作秀式上课，连笑都透着一股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