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良心话，罗马帝国对基督教一直采取了“放养”的政策。在早期基督教会史上即便记载有帝国官方迫害教会的行为，但也未能持续很久，且迫害行动大多是由个别皇帝的个人偏好所致。罗马对基督教存废的温和态度最终为其文化保存、整合，并在欧洲获得再次兴盛提供了可能。

如果有机会翻阅中世纪的原始资料，我们将会发现，古典文本的保护者大多是当时的修道士们。由于原始社会的贫民百姓没有机会读书，达官贵人们也大多为了实用而看书，教会学者和修士们遂成为罗马时代文化阶层最重要的代表。他们常常因宗教理由认真地阅读希腊和罗马时代的作品，可以说个个都是“文化人”。

罗马时代的宫廷诗人、哲学家们同样是博学之人。但是，由于这些人服务于统治阶级，就很容易因为同日耳曼人的战争而被敌视。在西罗马陷落之后，这一大批宫廷学士大多随王廷东迁，如果没有这些被蛮族人虔诚敬仰、人畜无害的修士留在岛上，罗马文化很可能就要与中世纪“绝缘”。经过长期的争夺厮杀后，罗马文化依靠着修士们在乱世中保存下来，为欧洲文艺复兴保留了珍贵的火种。

罗马对欧洲文明的最大贡献就是罗马法。罗马法虽然在很久以前就部分地被哥特人等民族吸纳进部落法体系，但蛮族人仍旧按照习惯所规定的判罚标准定刑。因为面对皇皇的法律案卷，蛮族人懂得“搬运”却不懂解释。在和平年代帮助蛮族翻译文本的罗马人，此时成了怒目而视的仇人，日耳曼人正面临着肉眼可见的文化危机。

恰在此时，又是教会组织起一场又一场“大翻译运动”。由于日耳曼国王同教会人士长期亲好，此时有许多宗教领袖也成为了国王们的参谋。一些有文化的主教们从意大利、北非或东方各省出发，前往爱尔兰、英格兰、西班牙等地，为当地的领袖出谋划策、整理政务。正是在这些人的影响下，罗马法和教会法作为欧洲文明的重要元素回归到新统治者的视线中，由此终于奠定了中世纪欧洲的文化倾向。

总结

与现实的政治和空灵的文化不同，基督教自身既要追求天国拯救的“上帝之城”，又要迫切哺育并净化“世俗之城”。在日耳曼人完成了对欧洲的统治战争后，其自身已经在与罗马和教会的接触中不知不觉被他们同化。传教士特有的博雅与包容使其在传播文化或教义时容易被他人接受，正所谓“日耳曼人从罗马处接受了基督教，又从教会中接受了罗马”。基督教作为连接日耳曼和中世纪的一把钥匙，其贡献是不容忽略的。

<!--1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