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使维拉尔斯基惊讶的是，他很快就发现皮埃尔大大落后于形势，并且照他心里的想法，皮埃尔变得冷淡而自私了。

“您太消极了，我的朋友！”他对皮埃尔说。虽然如此，维拉尔斯基同皮埃尔在一起觉得比以前愉快，他天天都去皮埃尔那里。皮埃尔呢，现在瞧着维拉尔斯基，听他说话，想到自己原来也是这样的，感到奇怪和难以置信。

维拉尔斯基结过婚，有了家，忙于管理妻子的田产，忙于他所担任的公职和家务。他认为这一切活动都妨碍生活，都很无聊，因为都只是为了个人和家庭的幸福。军事、行政、政治、共济会的事经常吸引他的注意。而皮埃尔并不想去改变他的观点，也不指责他，却经常带着隐约的嘲笑欣赏这种奇怪而熟悉的现象。

皮埃尔对待维拉尔斯基、公爵小姐、医生和他现在遇到的一切人，有一种新的特点，博得大家对他的好感。这就是承认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思想、感觉和观察，承认语言改变不了人的思想。这种人人具有的合乎情理的特点以前使皮埃尔激动和恼火，现在却成为他同情人和关心人的基础。人们的观点同现实生活的分歧，他们之间的矛盾，使皮埃尔感到有趣，引起他不怀恶意的嘲笑。

在处理实际问题上，皮埃尔忽然发现他以前所没有的宗旨。以前，他这个富人遇到金钱问题，特别是人家向他讨钱时，常常感到惶惑不安，束手无策。“给还是不给？”他问自己。“我有钱，他需要钱，但别人比他更需要。究竟谁最需要呢？他们两个会不会是骗子？”以前他遇到这种情况总是毫无办法，只要他有钱，谁要就给谁。以前遇到钱财问题，有人说应当这么办，又有人说应当那么办，他同样不知所措。

现在，他惊奇地发现，他对这些问题不再犹豫和惶惑了。现在他心里有了一个法官，这个法官根据他所不知道的法则决定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

对金钱问题他像以前一样漠不关心，但现在他明确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他运用这个新法官处理问题，例如一个被俘的法国上校来找他，讲了自己的许多功绩，最后要求皮埃尔给他四千法郎，让他寄给老婆孩子。皮埃尔毫不费力地拒绝了，事后他感到惊奇，这种以前无法解决的难题原来这样简单。他拒绝了上校的要求，同时决定在他离开奥廖尔时，设法使那个意大利军官接受他一些钱，因为那军官显然需要钱。皮埃尔对实际问题，例如处理妻子债务、要不要修复莫斯科住宅和别墅等事都有了主见。

他的总管到奥廖尔来找他。皮埃尔同他一起算了一笔收入的总账。据总管估计，莫斯科大火使皮埃尔损失了大约两百万卢布。

总管为了安慰皮埃尔，算了一笔账。他说，只要皮埃尔拒绝偿还妻子的债务（他没有义务偿还），不修复莫斯科的住宅和郊区别墅（每年要耗费八万卢布而毫无利益），他的收入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

“对，对，这话有理！”皮埃尔快乐地笑着说，“对，对，我根本不需要那些房子。战争使我变得更有钱了。”

但在一月间，萨维里奇从莫斯科来，讲到莫斯科的情况，讲到建筑师为修复莫斯科住宅和郊区别墅的预算，他讲话时的语气仿佛这事已做了决定。在这期间，皮埃尔还收到华西里公爵和彼得堡其他熟人的来信，信里都提到妻子的债务。于是皮埃尔认定，原来他很赞赏的总管的计划是错误的，他得去彼得堡偿还妻子的债务，去莫斯科修理房子。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不出，但他认为非这样做不可。由于这个决定，他的收入减少了四分之三，但他觉得应该这样做。

维拉尔斯基要去莫斯科，他们约定结伴同行。

皮埃尔在奥廖尔休养期间享受着生活的自由和欢乐，而当他在旅行时置身于自由天地之间，看到成百个陌生人，这种感觉就越发强烈。他在旅行期间一直像小学生度假一样快乐。马车夫、驿站长、路上和乡下的农民，所有这些人都使他产生一种新鲜感。维拉尔斯基一路上不断抱怨俄国贫穷、愚昧，比欧洲落后，但这样只能使皮埃尔感到有趣。维拉尔斯基觉得死气沉沉，皮埃尔却在茫茫雪野中看出蓬勃的生气，这种生气支持着这个统一、完整、独特的民族。他不反对维拉尔斯基，仿佛同意他的意见（假装同意是避免争论的最简单方法），快乐地含笑听他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