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向历史学求教，因为历史学是认识民族和人类的科学。

如果历史学仍保持陈旧的观点，它就会说：神要奖赏或惩罚人民，就赋予拿破仑权力，并以神的意志引导他达到神的目标。这个答案可说是明确圆满的。拿破仑赋有神意，这一点可信可不信，但对相信的人来说，那个时期的历史是可以理解的，其中不可能有任何矛盾。

但近代史不能这样回答问题。科学不承认神直接参与人类活动的陈旧观点，因此得另作解答。

近代史回答这些问题说：你们要知道这个运动的意义吗？它怎么会发生？什么力量造成这些事件？请听：

“路易十四是个狂妄自大的人，他有哪几个情妇，有哪几个大臣，他把法国治理得很糟。路易的继承人也是些软弱无能之辈，他们也不会治理法国。他们有哪几个宠臣，有哪几个情妇。有些人当时就写了书。18世纪末，巴黎聚集了二三十人，他们宣扬人人平等和自由。从此所有的法国人相互残杀起来。这些人杀了国王和其他许多人。这时法国出了一个天才人物拿破仑。他无往而不胜，也就是说杀了许多人，因为他赋有天才。后来他找了个借口去屠杀非洲人，杀了许许多多人。他又聪明又狡猾，回到法国，就要大家听他的命令。大家都服从他。他当上皇帝，又到意大利、奥地利、普鲁士杀人。他在那里又杀了许多人。俄国当时有个亚历山大皇帝，他决心要恢复欧洲秩序，因此就同拿破仑打起来。但在1807年，他突然同拿破仑交好，而到1811年两人又翻脸，他们又杀了许多人。后来拿破仑带领六十万人马到俄国，占领了莫斯科；后来他又突然从莫斯科逃走。于是亚历山大皇帝听取斯坦因等人的劝告，把全欧洲的力量联合起来，对抗破坏欧洲和平的人。拿破仑的盟国突然都变成他的敌人，这支大军就去攻打拿破仑新集合起来的武装力量。盟军打败了拿破仑，进入巴黎，迫使拿破仑退位，把他流放到厄尔巴岛，但没取消他的皇帝称号，各方面对他表示敬意，虽然五年以前和一年以后大家都认为他是个无法无天的强盗。后来路易十八即位，但对此人法国人和盟国人一直加以嘲笑。拿破仑则挥泪向老近卫军告别，被迫退位流放。然后，精明老练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特别是塔列兰，他抢先占据首位，从而扩大法国领土）在维也纳举行谈话，这些谈话使有些国家得益，有些国家吃亏。外交家和君王突然又差点儿争吵起来，他们又准备命令军队互相残杀，不料这时拿破仑又带领一营人回到法国，仇恨他的法国人立刻又向他屈服。但盟国君王们因此大为震怒，又同法国人打起来。他们把天才的拿破仑打败，又立即把他称作强盗，把他放逐到圣海伦娜岛。这个流放者离开他心爱的人们和心爱的法国，在孤岛岩石上慢慢死去，把他伟大的业绩留给后代。于是反动势力又在欧洲抬头，各国君王又继续欺凌他们的人民。”

你们别以为这是嘲弄，是对历史着作的讽刺。相反，这是对所有史学家——从回忆录的作者、国别史、通史和当时文化史的作者——所编着的矛盾百出和答非所问的答案的最温和论述。

这些答案之所以怪诞可笑，是因为近代史好像一个聋子，回答着没有人提出的问题。

历史的目的如果是论述人类和各民族的运动，那么第一个问题（不回答这个问题，其他一切就无法理解）就是：各民族的运动是由什么力量推动的？对这个问题，近代史煞费苦心地提出各种答案，不是说拿破仑天才横溢，就是说路易十四狂妄自大，哪些作家写了哪些着作。

这一切可能都是事实，人们也会同意这种说法，但答非所问。这一切也许很有意思，如果我们承认神权，而神权又凭自身力量，一贯通过拿破仑、路易之流和历史作者来统治各民族，但我们并不承认神权，因此，在谈论拿破仑、路易之流和历史作者之前应该阐明这些人物和各民族运动之间的关系。

如果不是神权而是另一种力量起作用，那就要说明这种新的力量是什么，因为历史的全部旨趣就在于这种力量。

史学家似乎认为这种力量是尽人皆知的。尽管大家都想承认这种力量是已知的，但即使饱读史书的人也不禁要问：连史学家对这种新的力量都众说纷纭，怎么能说它尽人皆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