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针慢慢指向公元1066年正月，濮王名分问题一直没有议定，但明显已分为两派，一是“皇伯”派，认为赵曙应称亲生父亲濮王为“伯伯”，二是“皇考”派，认为赵曙应称濮王赵允让为“爸爸”！

“皇伯”派由原来的司马光、王珪等人为首，侍御史吕诲、范纯仁、监察御史吕大防成了主要代表，他们引经据典，连续上了七道奏章，固争不止。赵曙全部置之不理。

“皇伯”派一看行不通，决定改变策略，转而攻击“皇考派”韩琦、欧阳修等人，他们说韩琦“专权导谀”，欧阳修“首开邪议”，曾公亮、赵概“附会不正”。请赵曙罢黜他们，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皇考”派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也上书给赵曙道：“请陛下明诏朝廷内外，称濮王皇伯没有根据，属于无稽之谈，绝不可行，现在要做的，就是匡正名号，至于在京师立庙，干预纲纪扰乱统法，并非朝廷的本意！”

赵曙内心当然想为自己的父亲弄一个皇帝名号，再说，对叫了几十年的亲生父亲改称为皇伯，那是要多别扭有多别扭。因此自然向着中书省的宰相们。但是，赵曙同时也不得不考虑曹太后的意见，因此，赵曙没有急着下诏，他还在等，等曹太后的最后态度，如果曹太后支持宰相，那就完全可以堵塞“皇伯”派的嘴巴。

赵曙特意召来“皇考”派到垂拱殿仔细商议，最后折中议定：尊濮王为“皇”，而不是“皇帝”；三位夫人为“后”，而不是“皇后”。皇帝赵曙称他们为“亲”，而不是“皇考”、“皇妣”。

宰辅大臣议定后，由欧阳修亲笔写了两份诏书，一份交给皇帝赵曙，一份派内侍送曹太后。到中午时分，曹太后派内侍将诏书送回中书省。韩琦、欧阳修等人急忙打开一看，不禁相视一笑。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不过后面多了太后的签字。也就是说，曹太后认可了这份诏书。

曹太后从反对转为支持，让人感觉非常奇怪，但是她的签字是确定无疑的，也许曹太后觉得皇帝的折中方案，是一种退让，她也有必要做些让步，总之，宰相们有了太后的支持，底气十足。

赵曙接到曹太后的手诏后，立即下诏：“以濮王坟地为陵园，在园内立庙，让濮王子孙祭祀！”

“皇伯”派吕诲等，见事情翻转，只好撂挑子，将御史敕诰（授官的敕书，即委任状）上交朝廷，回家待罪，实际就有要挟的成份了。

范纯仁还不甘心，上疏指责道：“太后从撤帘以后，未曾干预朝政，怎么现在再下手诏？秦汉以来，母后只干预少主的政事，权臣想做非常之事，必然假借母后诏令，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请陛下仔细考虑臣的忠言，追回太后手诏。至于濮王的名分，陛下完全可以采纳大臣公议的结论，在长君朝堂，何必用母后的命令行事？”

范纯仁说得很激烈，一是指责太后干政，二是斥责宰相韩琦是权臣。所以韩琦看到范纯仁的奏章后，有些气愤地对其他宰辅道：“我和范仲淹如同兄弟一样，视范纯仁（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如子侄一般，这小子怎么忍心如此攻击我啊？”

赵曙见吕诲等上交敕诰，又用皇帝御宝（天子印玺）封还敕诰，命内侍陈守清去督促吕诲等到御史台上班。吕诲等虽然接受了敕诰，但申辩说，他们这些御史和宰相势难两立，御史的话皇帝不用，这个班上得没意思，谏官做得也没劲，不如在家等罪，请求皇上贬黜。

赵曙没辙，问宰辅们该怎么办？宰辅们也来了气，韩琦道：“臣等是忠是奸，陛下知晓！”

欧阳修道：“御史认为和宰辅大臣势不两立，如果臣等有罪，应当留下御史！如果臣等无罪，则请陛下下旨！”显然，欧阳修将这个皮球又踢回给了赵曙，口气也较强硬，要赵曙二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