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会上，上次因谈论西北之变，而引起朱宸濠关注的霍韬出班奏事。

此人如今已不再是兵部职方司主事。

朱宸濠对霍韬很是赏识，因此已将其升为詹事府大学士。

当然，他这个大学士跟内阁大学士完全没有可比性。

詹事府乃是一个服务于皇帝和皇子的部门，跟帝国的最高层关系很近，由此可见朱宸濠对霍韬也是青睐有加了。

“陛下，受命督漕运的淮扬巡抚丛兰奏报，由于泥沙淤积，漕河多段变窄，漕船来往多有拥堵。

未免出现更严重的情况，特请朝廷早日下旨征召民夫对运河进行疏浚。”

霍韬在奏报时神情不无忧虑。

漕运，那可关系着京城吃饭的问题。

在古代，可没有如今的修路技术，这就使得运输成为了一个大难题。

而华北地区的黄土层，也使得大明根本不可能修筑一条陆上官道。

于是，为北京运送粮食和物资的压力，便全部都转到了运河上。

这也是因为京城的人口众多，需求太大。

而且城里住的，还有皇帝和执掌大权的京官们。

这些人的所需用度，自然也比普通百姓不知高了多少倍。

可问题是，受制于古代的技术能力，漕河被各种因素影响，使得运输能力时好时坏。

就像黄河，其含沙量也直接作用于运河。

时间一长，如果不疏通便无法再行船。

还有高邮湖的水位也对漕河影响极大。

运河一旦水位低，泥沙多，也就基本上停摆了。

事实上，靠漕运连通南北，输送物资，其成本极其巨大。

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花在了清淤上。

漕河基本上是年年堵，又年年挖。

像大运河的梁洪段，就一直不停地挖了几十年的淤泥，前后共花了80年的时间，才算是恢复了河道的畅通。

除了治理河道的成本外，还有物资运输的消耗成本。

就拿漕粮来说吧，在运往京城的过程中，霉烂、散落等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部分费用，朝廷也以“耗”之名加在了农民的头上。

税高了，粮食的价格自然也就跟着上去了。

可明朝为了不让京城粮价飞涨，又不得不出手抑制，让北京城的粮价跟粮食的来源地差不多。

甚至，有时销售价格还要低于采购价格。

这部分差价，肯定还是得朝廷来补。

除了朝廷，沿漕河的地方政府，也因为漕运而压力山大。

清淤、维护修缮堤坝，甚至建造漕船，这些费用都摊派给了地方官府和卫所。

地方官府也只能强加给沿河百姓，而卫所倒霉的当然就是那些军户。

所以漕运看似连通了京城和南方，促进了南北贸易，可实际上却一直都是大明朝的一个极大负担。

明朝的灭亡，也与漕运的艰难有着一定的关系。

漕运跟不上，南方的物资无法及时运送到东北前线，对战局肯定还是有着极大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