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书房，陈新甲的心情反而平淡下来，喝了一口采自苏杭的上好龙井，不疾不徐说道。

“非常之时，尚望陈总督莫让政敌抓住把柄，以免遭遇不测。

老夫数月以来，大小事情不敢丝毫有错，可那些御史清流尚如蚊虫般盯着你，若不是圣上庇护，早已辞官回家。”

杨嗣昌自清兵入塞以后，就承受巨大压力，不仅李希沆、王志举等言官要求追究他的责任，他本人也屡次上疏引咎辞职。

崇祯帝贬斥了弹劾他的言官，并令他落职带冠视事，不久以叙功名义使其官复原职。

可以说，崇祯对杨嗣昌的眷顾始终如一，在崇祯一朝五十辅臣中堪称独一无二。

“唉，多事之秋，那班酸儒犹自假装清高，党争不已，难道真要大明灭亡了才甘心不成？

可惜今上不能乾坤独断，否则何至于此？

文弱兄的三条计策，均是平定朝廷内忧外患的良方，今上也非常赞同。

若有十年的生息休养，国内叛军和鞑子又何足道哉？”

陈新甲长叹一声，语气里有些说不出的落寞。

他是大明以文制武积习下的文官统帅，有魄力，有才能，但终究难挽狂澜。

陈新甲受到杨嗣昌的引用，他们的才能、理念、心术相似。

所以对于杨嗣昌的三计非常赞同并支持。

杨嗣昌的三条计策是：一、攘外必先安内；二，足食然后足兵；三、保民方能荡寇。

对于第一点，他认为天下大势好比人的身体，京师是头脑，宣、蓟诸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之地是腹心。

如今形势是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

外患固然不可图缓，内忧更不能忽视，因为它流毒于腹心，如果听任“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徒有肩臂又有何用呢？

所以他主张先与清朝和谈，稳住京师附近的局势，专心致志、一鼓作气的剿灭农民军。

对于第二点，他建议增兵12万，其中步兵74000人，马兵36000人，并增加饷银280万两，采取均输、溢地、寄监学生事例、驿递四个途径。

第三点便是发展民生民计。

于是崇祯在他的建议下先后向民众加派剿饷和练饷。

其实认真说起来，这三条计策都是好的。

无奈整个朝廷的局势糜烂，人浮于事，党争不断，而崇祯又没有魄力坚定执行。

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时，大明王朝已陷入内忧外患的泥潭中。清军多次入塞，威胁明朝京师安全。

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几十万起义军在中原流动作战，更是明朝腹心之患。

杨嗣昌莅任前的崇祯九年七月，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黑水峪大破起义军，生擒高迎祥，局面有所好转。

杨嗣昌在守制时关心时局，因此在出任兵部尚书后，就已对明朝的未来有了详细的规划。

加上他熟悉典章故事，工于笔札，富有辩才，每次皇帝召见时，都能思如泉涌，侃侃而谈，与前任兵部尚书的呆滞木讷之状迥然不同。

因此崇祯帝每次召见他的时间都远远超过规定时间，对他几乎言听计从，甚至惊叹：“用卿恨晚！”

就在杨嗣昌紧锣密鼓地指挥围剿农民军的同时，亦开始筹划对清议和的事宜，以缓解明朝的外部压力。

崇祯十一年三月，杨嗣昌上疏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力主对清妥协，集中全力平息“中原群盗”。

尽管多数朝臣反对此议，但崇祯帝却非常赏识，加上杨嗣昌无偏无党、勇于任事，崇祯对他更加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