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8月，索南达杰的妹夫扎巴多杰主动接任，重建西部工委，命名为野牦牛队。

凭着几杆枪和几十个人，野牦牛队在可可西里向盗猎分子宣战。

在95到98年期间破获盗猎案58起，战功卓着，声名远扬。

反盗猎期间，巴扎多杰一直为成立可可西里国家自然保护区奔走。

1997年底，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同时建立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索南达杰成立西部工委的时候，还曾从县委里获得拨款。

扎巴多杰成立野牦牛队，县委给的唯一支持就是给加了三百块钱的汽油。

整个部队从创建到解散，都是没人没钱没编制，缺枪缺车缺装备的状态。

仅有几辆汽车是借来的，汽油是赊来的，枪支大多缴获自犯罪分子。

六十八名队员只有四个正式编制，他们没有工资，一个月120的补助一拖就是一年半载。

现在有钱、有装备、有编制了，却一脚踢开了野牦牛队，另行建立管理局。

几年间，原野牦牛队跟新建的保护区管理局摩擦不断。

1998年11月，扎巴多杰中弹身亡。

1999年8月，当地政府要求野牦牛队并入管理局，在9月28日正式移交，“双向选择”且“可视工作需要逐步精减”。虽然经多方争取，暂缓合并，却最终于2000年完成合并。

常年保持60人的野牦牛队，有24名队员并入建立之初就跟他们一直有摩擦的保护区管理局。

其他的人，有的战死，有的回到原籍做着杂活苟且度日。

更有的入狱，因倒卖藏羚羊皮获刑，跟昔日被自己亲手抓捕的盗猎分子关在一起。

电影《可可西里》在04年上映，周立总觉得如果它能够早一些时候上映，事情也许不是这个样子。

“扎巴多杰？”听周立说起这个名字，李刚一下子想起来，作为位于金融中心的《萌芽》杂志社的编辑，他的消息自然比内陆的小学生周立灵通得多，“我听过这个案子，当地政府最终给出的结论是自杀。”

“很难让人相信。”

“自杀的结论给出之后，的确很多人都不肯相信，你也觉得有利益纠葛，导致刑侦结果发生偏差？”

“有这个原因，但不是主要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李刚下意识地问道。

“要相信扎巴多杰自杀，就要相信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面对严寒、断粮、迷路、雪灾和数十倍于自己、武装车辆远胜于自己、丧心病狂的偷猎者没有溃败，却败于人心。这太残酷了，我不能相信。”

小姑娘的清脆声音透过电话线的传播有一点失真，李刚听见她一字一顿地说下去。

“与其是这样，我宁愿相信他是因利益纠葛，死于反扑的盗猎者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