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松并非在恭维刘克莉，很多人都知道cpu和操作系统重要，也知道要搞自己的cpu和操作系统，但很少有人能像刘克莉，从市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这其实就是很多专家学者院士的通病，打嘴炮一个比一个厉害，真让他们给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或者技术路径，立刻抓瞎了。

刘克莉就比他们强一些，尽管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至少她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但你最后这句话我不赞同。首先，没有被市场化的研发并非都是无用的，比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实验室，它的很多研发成果都无法商业化、市场化，但这些研发投入难道就浪费了吗？”

刘克莉道：“没有产生利润的研发，难道不是浪费吗？”

傅松摇头道：“在我看来，只要是认真搞研发，即便没有成功，但至少有两方面的贡献：一是锻炼了研发队伍，这是金钱无法衡量的价值；二是给其他研究奠定了基础。

任何创新都不是无中生有、一蹴而就的，没有这些失败的研发工作，很多我们现在使用的东西就不会出现。

如果因为担心做集成电路和操作系统不赚钱，那我们就不去做了吗？

这个市场我们自己不去占领，就会被外国人占领。

这样一来，国际半导体巨头们用在我们市场赚到的钱，继续压制封锁我们，然后就陷入了强者恒强，弱者越弱的怪圈。

我们如果什么都不做，这个怪圈就会变得越来越稳固，甚至会成为一条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绞索。

老外握着绞索的另一头，随时可以要了我们的命！

就拿集成电路产业来说，如果没有远望科技，你觉得我们的集成电路产业现状如何？未来会如何？”

刘克莉没有马上回答，皱着眉头陷入了沉思。

傅松也不打扰她，赶紧喝了口茶润了润嗓子，以便接下来跟刘克莉大战三百回合。

他很久没像今天这么畅所欲言了，这就是另外一种高处不胜寒。

因为以他现在的地位，往往他说什么，别人都会尽量顺着他。

相反，刘克莉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角度。

尽管傅松对她的一些话不以为然，不过真理不辨不明，他觉得自己需要一个这样的人，这样的辩论机会，不是为了让她说服自己，而是为了更加坚定自己的决心！

抬手看看时间，已经下班了，于是给何佳使了个眼色。

何佳心领神会，起身去安排晚饭了。

冯烨接替何佳，当起了端茶递水的小丫鬟。

“刘老师，您喝茶。”冯烨大学里学的是新闻，在她眼里，刘克莉算是她的老前辈，刘老师这个称呼叫得无比自然。

“哎呀，冯部长，怎么好意思呢？”刘克莉却不敢拿冯烨当小后辈，连声道谢。

抿了一口茶，用一种复杂的目光看着傅松，道：“傅总，我之所以一定要对你进行专访，一方面我特别不理解，为什么明知不可为，你非要一头扎进半导体这个行业？

另一方面，我又特别佩服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几乎以一己之力，撑起了国内半导体行业的半壁江山……。”

“咳咳咳……。”傅松差点将嘴里的茶喷出来，呛得连连咳嗽，一边咳一边道：“刘老师，刘老师，打住打住，我这人胆儿小，你把我捧得这么高，我害怕摔着。”

刘克莉扑哧一笑：“傅总，我说的可都是心里话，也是事实啊，冯部长，你说呢？”

“对对对，刘老师说的对！”冯烨只觉得自己躺着中枪，心里一阵无语。

不过她这也不算是违心地拍傅松马屁，她其实也挺佩服傅松的，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目标，视金钱如粪土。

扪心自问，她要是有这么多钱，才不会把钱扔到半导体上打水漂呢。

傅松苦笑着摆摆手道：“你们俩合起火来给我戴高帽，我可不上当。刘老师，我没你说的那么高尚和伟大，我本质上是个商人。

商人嘛，以追求利润为首要目标，不赚钱的事情可以偶尔做做，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一日地去做一件不赚钱的事情……。

呵呵，我脑袋又没进水，怎么可能呢？再说就算我脑袋被门夹了，愿意去做，我也得有这个资本啊！

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动辄上百亿的投资，我一个人再有钱，也禁不起这么折腾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刘克莉疑惑道：“傅总，听你的意思，你很有信心能在半导体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没信心。”傅松摇摇头道，“就像你刚才说的，国内的市场太小了，而且……，怎么说呢，国内有些人好像不太希望看到国产半导体自立自强。”

作为国内第一代it记者中的佼佼者，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刘克莉是国内it记者第一人，自然清楚傅松的意思。

所以她只是笑了笑，没接这个话茬，岔开话题道：“1989年年初，我在一篇回顾类的报道中总结了国内it产业的一些问题。

我现在还记得其中的几个数据，1988年，我国计算机产业固定资产仅8.3亿元人民币，在538个企业事业中，软件信息服务业有392个，制造业有146个，17万名职工中有8万名硬件工程师。

当时我国硬件制造企业，包括全民、集体和个体性质的，有小型机装配线10条，微机装配线21条，磁盘装配线9条，软盘装配线11条，显示终端装配线6条，打印机装配线6条，pcb装配线12条，其他外部设备装配线10条。

这些家当加起来每年能够生产百亿人民币产值，然而1988年我国计算机产业年产值只有20亿元人民币，销售额22亿元人民币，加上进口计算机设备，那一年国内计算机市场实际只有40亿人民币。

我分析出这些数字组合起来后就有两个明显的不等式：资源大于产值，市场小于销售。

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90年代中国计算机产业要想生存，它的运动轨迹必须向国际转移，引进来的同时，还要大胆地走出去。”

“刘老师，这么多数据你还记得这么清楚啊，佩服佩服！”傅松对数字一向不怎么敏感，觉得记各种数字比背文言文还难。

刘克莉笑道：“这些数据我每年都会更新，更新的时候顺便做一些分析，所以虽然过去了四五年，但基本上每年都要复盘一两次。”

傅松感慨道：“刘老师，你只通过数据分析就能得出这个结论，我由衷佩服。国内的市场太小，那就只能去国外抢食吃，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坚持远望科技出海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