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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四百五十八章 善始善终(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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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内现在的科研领域同样是这种线性模式,企业研究机构更重视应用研究,高校和科研院所更重视基础研究,二者彼此割裂,无法形成合力。

斯托克斯把这种线性模型转变成了一种平面象限模型,将科学和技术置于一种共生的关系中,由此形成了三个象限。”

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尤其郭慧光这个郭孔晖的小迷妹,眼睛里又开始冒小星星了。

郭孔晖往桌上倒了点茶水,然后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上画了一个“田”字格。

“左上角的象限是一个纯基础研究占主导的领域,叫做玻尔象限,不考虑研究的实际用途情况,只受认知层面需求的引导,比如弦理论。

美国二战后把纯基础研究视为技术创新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让基础研究处于相对稳定的前置地位,对基础科学投入了巨大的资金。

美国由此得到了丰硕的回报,仅1956 年至1987 年间,就有13 位企业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注意,是企业科学家。

远景研究中心的数学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的一些研究方向,也属于玻尔象限。

所以,慧光,远景研究中心可不像你说的那样,只注重眼前利益。”

郭慧光偷偷瞄了傅松一眼,正好跟他四目相对,赶紧吐了吐舌头,做了个鬼脸。

“右下角的象限是另一个极端,由用于应用目的的研究占主导,应用研究不关注对自然的基本理解和系统刚认识,只是从利润角度考量并解决眼下的问题。

最典型的就是爱迪生对于电力照明的研究,所以这个象限就以爱迪生命名。

玻尔象限和爱迪生象限可以部分地放入线性模型中,但它们之间也有重合的部分,就是右上角的现象。

在这个象限里的研究活动,在寻求拓展认识的边界的同时,也受到实用目的的影响,结合巴斯德的事迹,所以这个象限也叫巴斯德象限。

这个象限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的贝尔实验室,科学和技术,理论与应用之间循环往复互动,从而形成了良性的正反馈。”

傅松看着桌上的那副狗画图,摸着下巴若有所思道:“郭教授,听你的意思是,巴斯德这种模式最好喽?”

郭孔晖不置可否道:“二战后美国的科学研究主要在玻尔象限中打转,不过正当美国人为此沾沾自喜时,他们突然发现松下、索尼、丰田等日苯企业逐渐抢占了全球的家电、电子与汽车市场。

原因在于,当企业实验室以学术界模式运作时,就难以顾及基础研究相关的开发和生产制造工作,科研成果无法迅速转化成技术创新产品,导致市场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从而失去竞争优势。

而亚洲企业的基础研究能力虽然更薄弱,但其研发效率更高,尤其擅长于利用既有的,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基础研究成果,将其转化为先进技术并开发出优质产品。”

傅松本来对远景研究中心的科研模式沾沾自喜,按照他的设计,远景研究中心把基础研究作为重中之重,应用研究的重要性排在了后面。

在他的固有观念里,中国的科研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过于急功近利。

普通人觉得基础科学看起来离生活非常远,好像没什么实际用处。

而绝大部分科研人员只是为了发(养)表(家)论(糊)文(口)而研究,只要能发出论文来完成了考核,评上了职称,过程如何根本不重要。

于是,中国科研界的拿来主义盛行。

国外有什么新概念、新方法,拿来改头换面一下,就可以水一篇论文。

比如那个四十岁还单身的正经女人、号称学术女神的颜宁,发了无数高水平论文,但实际上她的解结构在方法原理上没有创新,使用的电镜技术也不是她发明的,在科研思想上更谈不上有什么贡献。

她的科研模式就是找了一个新对象a,用花费巨额外汇买来的电镜,首次解了它的结构,把结果发到s。

下次再找个新对象b,解结构,发论文,循环往复,只要有新对象,率先解出结构,就能发文章。

这种重复性科研有什么用?纯粹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嘛!

这种人还特么的想当院士?滚犊子去!

当然,科研的功利性不能由研究人员来背黑锅,当整个社会都呈现功利性的时候,要求科研不功利就是耍流氓。

从研发补贴的分配、研究机构的管理、到企业的研发,到处都充斥着金钱有关的考核指标。

如果你准备憋个大招,放个大卫星,不好意思,等待你的也许是研发经费短缺、非升即走、35岁优化、末位淘汰,以及长期处于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生活质量。

即便你都这么惨了,还会有人偷偷把你的成果改个作者后上报给管理者。

其实,研发目标考虑收益是正常的,毕竟生物都有趋利性,但国内科研短视化严重,且恶性竞争、无道德竞争普遍存在,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风气下,自然都倾向于从事难度低、收益快、收益高的方向。

正因为知道这些问题,傅松才想在远景研究中心建立一套自认为更为合理的科研管理体系。

但听了郭孔晖的话后,傅松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观点不是没有道理。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应该是道和术的关系。

基础研究是道,是大树的根,而应用研究是术,是大树的树干。

没有基础研究做支撑,应用研究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但如果没有应用研究带来的利润反哺,基础研究就无法永远长成参天大树,甚至胎死腹中。

“冷战结束后的这两年,美国政府大幅削减了对基础研究的投资。贝尔实验室副总裁、诺贝尔奖获得者彭齐亚斯,早在冷战结束前的1990年,就宣告要终结贝尔公司实验室‘玻尔象限式研究趋势’。

他一方面大幅削减基础科学领域的基金,削减率为8%;另一方面撤除所有科研实验室,将大部分研究资源转向软件领域。

贝尔实验室正是靠着物理学研究而闻名遐迩,取得过成千上万的专利权、先后共走出了11名诺贝尔奖级的科学大师。

在此之前,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可以高枕无忧、像校园内的科学家那样悠闲自得,只需要关心发表科学论文,现在却必须像普通职员一样,为企业的生计操心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量啊!”傅松心有戚戚焉,他虽然有钱,但这两年投入到科研上的资金同样让他心惊肉跳,而且这么多钱投进去后,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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