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站：常熟路113弄（善钟里）21号—沈从文旧居

沈从文1928年到上海，第一个住处是在今日的常熟路113弄21号。113弄几年前被静安区“复名”，叫回了“善钟里”。弄堂口图文并茂地描述了这个复名行动。善钟里是条美丽的弄堂，左侧一溜排着花园洋房。从21号的门旁信箱可以看出来，这一栋房子里住了十家人家，房子虽然漂亮，但里面却是蜗居群体。当年，沈从文住的看来就是里面最小的寓所，说是个亭子间。

可是这小间却不便宜。沈从文在给北京一个朋友的信里，称自己的住处“塌而霉，塞”，说是每个月房东要收十三块，外加倒马桶费一块钱，打扫灰尘费一块钱，洗衣费一块钱。至于这说的是这个洋房亭子间还是后面马当路或淡水路的住处，便没法求证了。

他来自湘西凤凰，一个“乡下人”。本来他对北京就没有什么好感。对上海就干脆反感。他说他盯着马路上每个人看，发现一百个穿皮领子的新式女人里合格的不到五个，每个人脸上都是憔悴的脸色，都好像受了伤，每个人都有姨太太或者窑姐的味道。他说，我想我是不适宜做上海人的。

他说，我在上海就是个文化工人，每天要拼命写作，不写就没钱，没钱就生活不下去。这个地方整个的都很无聊，一切生命都是浪费。他说北京人的生命是怯懦的，而他在上海看到的是生命力的枯竭。面对上海，他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他说，如果在这里待下去，他的生命力也要枯竭了。

沈从文在北京写了《边城》，在上海写了《丈夫》。《丈夫》写的是乡下人被城里的腐朽文化感染。在上海，他还写了小说《龙朱》、《媚金》、《豹子和那羊》、《七个野人和最后的迎新节》、《雨后》。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分析道：“和《边城》那种宁静、肃穆、和谐不同，在这样的乡土小说里面充满了无忌的野性，一种圆满健全的生命力，这是被上海糜烂的都市文化所激起的乡土想象，而且乡土想象是被他圣洁化的，被他理想化的。……他觉得这种存在于自然状态中的一种生命形态极有可能抑制现代都市的弊病。因此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作为乡下人的自傲和尊严。”

当代名作家贾平凹对沈从文推崇备至，说他伟大，称他为天才：“今天我讲沈从文。对于沈从文大家可能也是没人不知道的吧，我要讲的依然不是他作品的具体分析，还是我刚才说过的，天才作家只能接受其启示而是不可复制的，正如天才画家齐白石说过：似我者死。伟大的作品都是看起来似乎非常平易，似乎人世间就真有那么些故事，不是笔写出来的，是天地间原本就存在的，这又如同一些科技发明，是上帝某某某之人带到人类社会的。”

中国有几位作家接近过诺贝尔文学奖，比如胡适和林语堂都曾两次被提名。但距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两位大师是老舍和沈从文。80年代中期，刚当上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的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力推沈从文，已获得评委会的通过。结果，沈从文恰恰在这一年病逝了。马悦然力争不果，评委会坚持该奖只颁给在世作家的原则，据说这位汉学家为此痛不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