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他把带来的方方正正大包裹放在一边，说道：“草民这些年对《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七曜历书》等涉及日月运行、山川地理的著作进行研究，编出了《稽极》、《历书》；还根据各派学说，整理出《五经述议》，恳请大王交待光伯贤弟，让他闲暇之余，代为斧正。”

杨集看了那个绸缎大包裹，又对比了一下的衣着，心知刘焯对这包裹里的书籍珍视异常，不过他此时更在意刘焯这个人，于是不解的问道：“先生为何不愿去凉州育人呢？你们聚在一起探讨不是更好吗？”

刘焯说道：“草民臭名远扬，既不容于官场，也不容于士林；不想给大王、光伯增加麻烦。”

“什么叫臭名远扬？”杨集嗤之以鼻的摇了摇头，由于刘炫是知名大师，且又是他的下属，所以他对于“二刘”不容于官场、士林的缘由知之甚详，冷笑道：“自先秦至今，凡学识渊博、精通儒学的人，没有几个超过你和刘士曹；可以说，如果你们二人是孔家、或是五姓七宗子弟，名气和地位定然超过活在汉末的郑玄。何以你连个从九品下的太史司历都守不住？是因为你是寒士，是因为你的能力和成就已经超过世家门阀伪造出来的一切‘大儒’，但是你又不愿违心的承认他们上不得台面的东西，所以他们利用影响力、喉舌抹黑你，令你无法立足于官场、士林；如果你愿意投靠他们、不管是非的为他们摇旗呐喊，那你‘儒道宗师’的名声一日之间就可以传遍天下，就算是圣人，也不能不许你相应的官职和地位。但是你和刘士曹都没有，所以，你们才沦落到这一步。若是他们现在就为你们两人立传，恐怕你们都不认识那上面写的是你们。”

说到这里，杨集向侍立一旁的李大亮说道：“两位刘先生如今的名声，就是因为他们坚守原则、保持初心、不愿和肮脏的灰色势力为伍，而被逼迫出来的结果；由此也可见，一名好官要想排除万难，始终不忘初心的公正廉洁，是件异常艰难之事。”

“既然两位刘先生做到，我觉得我也能。”李大亮肃然道。

“我拭目以待！”

杨集点了点头，又郑重的向刘焯说道：“刘先生，我要的是真实有效的知识、要的是各种经典之初衷，而不是别人曲解出来的东西。只有用这些知识来育人，才不会误人子弟、遗祸后人。至于别的，我并不在乎。这一切，于国于民同样有利，这不正是你一向的志向吗？”

话说到这份上了，刘焯也不再矜持，便站起身，深深的行了一礼：“既如此，那草民也不矫情了，愿以此残躯助大王一臂之力。”

“就这么说定了！”杨集笑道：“我是凉州总管，不久就就要去凉州治理地方，但是总管府佐官始终没有配齐，许多人都是身兼数职，我会向圣人说明你的情况。”

“多谢大王。”刘焯知道各总管府的总管虽然没有任免权，但却可以推荐除长史、司马、诸曹以外的佐官，如诸曹之下的丞、都事、考功等等。而且凉州是大总管府，佐官品阶都不低。

“要说多谢的是我！”杨集说道：“因为你和刘士曹的五经释义是我急须之义疏。”

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官方思想就是儒家独尊，其它思想一概禁锢。但是该思想并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董仲舒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时代背景之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容纳了道、法、墨、阴阳五行等家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最终形成了“新儒家思想”。

等儒家形成儒家独尊天下的局面，儒家内部在解读先人经典之时，却众说纷纭，从而形成了众多师说不一的流派，有的流派甚至是矛盾对立的存在，最终反目成仇。

五经中的《诗经》分为齐、鲁、韩三派；《尚书》分为欧阳、大小夏侯；《礼》有《仪礼》、《礼记》、《周礼》，其中《礼记》又分大小戴；《易经》分为施、孟、京、梁邱四派，《春秋》既分公羊、谷二传，公羊派又有颜、严之学。

经学史上称这些大分歧为“师法”。

后来经学大师们又在“师法”的旗号下衍生出新的学说，由于经学大师的家族以此演说教育后人，于是这又被称为“家法”，而“家法”又分出各种异端学说。使整个儒学体系就像树干分枝、枝又分枝，大多远离根本、经义难明。

最后各个流派都希望统一学说，将儒学归于本源，于是在隋朝之前，曾出现三次儒学讨论大盛会，首先是西汉宣帝时期的石渠阁会；其次是东汉章帝的白虎观之议；三是东汉末郑玄遍注群经。

石渠阁盛会主要是讨论内部师说繁粹问题，然而讨论的结果不仅没有统一观点，反而加剧经学内部异说的产生；白虎观盛会重点是讨论今古文分歧，结果著出来的《白虎通义》，重点采用董仲舒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对古文经说优秀内容无所取正，不仅没有达到统一学术的目的，反而加剧了迷信思想在儒学中的地位，而董仲舒用来约束君权的天人感应学说，也被弄得面目全非。

这种情况在战火纷飞的魏晋南北朝还是无所谓，大家都以统一天下为重，没有哪个皇帝在意这些。但是大隋王朝统一天下之后，杨坚设立郡国之学以养士，并在开皇七年规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选送三名优秀学子，前来国子监学习，然而令人尴尬的一幕立即出现了。

首先是办学，办学是很容易，但却没有统一的释义来当授课教材，百个老师面对一条经文时，产生出一百种解读方式，给教育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其次是杨坚令国子监学生考秀才科、明经科，准备择优录用，可是考生写的答案谁都对、谁都不对，各个观点不一的阅卷官员也不能统一，最后傻傻打不出分、无法评出甲乙丙丁。

杨坚大动肝火，立即召集天下大儒集中于大兴城，令负责修订典籍、整理图书的秘书省官员和天下大儒辨论，使秘书省官员修订出来的典籍释义，在与大儒辩论中得以进一步完善，终级目的是使五花八门的释义走向统一，为教育统一教材、为取士统一答案，以免出现一条经义，出现几十上百种都正确、都不正确的解答。

大隋王朝在文学艺术上呈现出来的盛况，颇有几分百家争鸣的味道，故而世称“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

刘焯编撰《五经述议》的初衷，便是源于此。

而刘炫在经学上的成就更了不起，他著有《五经正名》十二卷、《论语述议》十卷、《春秋述议》四十卷、《春秋攻昧》十卷、《春秋规过》三卷、《孝经述议》五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等著作、并与诸儒修订《五礼》。其中《春秋规过》三卷，是专门给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挑毛病的作品，杜预是西晋文武双全的大臣，他的《集解》是流行于大隋王朝的权威著作，刘炫敢向权威发起挑战，可谓艺高人胆大。但是他的所有成就，却让在朝供职的名士、经学大师尽皆心服口服，纷纷担保其所言无谬。

然而刘焯、刘炫姓刘不姓孔，更不是五姓七宗、世家门阀的子弟，所以他们在经学、天文、历法、算学上的成就，一概没有得到学术界认可。倒是后来的孔颖达，在奉命撰写《五经正义》时，皆以二刘义疏为稿本，结果人家因为姓孔，于是轻轻松松的成为名垂千秋的大儒；而李淳风，也依据刘焯的《皇极历》造出《麟德历》，又被推为名历之一。

而杨集本人，对于儒学没有半点恶感。

虽然儒家学在后世被一些极端分子说成华夏落后于西方的罪魁祸首；是禁锢思想、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的落后思想，但杨集始终不赞同这种观点。

毕竟自汉以来，儒家学说便是统治阶级扶持的正统思想，可是为何汉朝科技不落后？为何隋朝科技不落后？为何唐朝科技不落后？为何两宋的科技水平傲视世界？为何明朝舰队笑傲大洋？为何推崇德治和法制的天朝只用几十年时间就能重新傲立世界之林……说到底，还是统治阶级创造的制度在惹祸，跟信奉什么学说并没有实质关系。

儒学本身只是一门处世哲学而已，讲的是处世之道、修身养性，从思想上导人向善，对于个人和社会治安都有益，如果天下人全都没有自律、自觉、自尊、自爱等儒学推崇的善念，如果事事都要依仗律法来强行制约，那才是一个王朝最可悲之事。

只是后来的程朱理学使其进入臼巢、走向极端，而明清两朝的八股文的考试制度，令想要入仕的天下人全都走上死记硬背的僵化道路，这制度才是禁锢思想的罪魁祸首，和儒学并没有丝毫关系。

正因如此，杨集对导人向善的儒学绝不反感。

而大半内容都是源自二刘义疏的《五经正义》，既然成为千年以后都信奉的标准，这也间接说明二刘对于五经的注释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岁月的考验的，他们的义疏远比大隋其他经学大师可靠。

既然如此可靠，杨集怎么可能弃而不用？怎么可能弃短取长？

至于学术界不认同二刘义疏之事，其实只要孔家认同即可圆满解决，而孔家认同二刘观点的条件，或许只是一个爵位而已。

孔家在大隋王朝的地位一点都不高，一方面是他们属于北齐旧势力的成员之一。

另一方面是杨坚讲究依法治国，没有刻意尊儒，没有刻意示好孔家，所以他至今都没有册封过孔子、孔家人，他之前办学的目的也不是推广儒学、主推儒家，只不过诸子百家发展至今，早已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华夏文化体系，很难分清你我他。

如果细分到个人的话，也不能说他是某个学派的人，比如说杨素，他打仗、治国、治吏、外交、诗词、书法、绘画都是顶级水准，甚至还会设计精美的建筑图纸，你能把他划入哪一家？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掌权者，如果当权者刻意去扶持儒家，趋利之辈定然争相自我定位为儒家子弟，否则真的分不清。

要是杨坚以孔家眼馋已久、期待已久的名分当条件，他们能不认同二刘正确的义疏才怪。

对朝廷来说，却因此多了内容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考试答案，若不早点统一，教育和科举依然被教材标准、答案标准卡死，迟迟无法推广。

……

寒暄了一会儿，杨集一直将刘焯送出了大门，说道：“先生请放心，明天吏部必有结果。”

刘焯在这个问题上不便说什么，只好拱手道：“草民会在家里静候消息。”

这时，奉命去准备的李大亮急匆匆的牵来一匹马，马背上有两坛葡萄酒、一个鼓鼓的马袋。杨集接过缰绳，递给了刘焯：“这是给先生代步的马匹，马背上的两坛西域葡萄酒，先生拿去品尝品尝。”

刘焯心中欢喜无限，连声称谢，又指着马袋问道：“这是……？”

杨集说道：“马袋之中有百颗银珠（百两），也是给先生的安家费。”

刘焯愕然：“安家费？”

“正是！”杨集调侃道：“先生没有了后顾之忧，才能在凉州安心帮我做事，这样办事效率自然大增，这也是我的私心之一，请先生务必笑纳。”

刘焯也不推拒，感激的深施一礼：“大王之恩，草民铭记于心！”

杨集向他拱了拱手。

刘焯翻身上马，扬长而去。

杨集正要回府，一匹快马狂奔而来，马上坐的是一名宦官，遥遥说道：“圣人急召卫王入宫议事，请禀报卫王，令他速速入宫觐见。”那名宦官不待有人回应，便又向远处奔去，显然是去通知坊内其他官员。

杨集心知这必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否则传令宦官也不会这般着急，他不敢有所怠慢，连忙入府更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