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适应时代，就要寻求最便捷的途径来提升自己，通过科举功名便是一条捷径，认准了这条路，便要坚持走下去，而其他的爱好，不过是他增长见闻，了解明代社会的需求使然罢了。

既然不犯什么忌讳，也就无可不言。

王星平回道：“这几日看的是戚少保的《纪效新书》。”

戚少保即是戚继光，嘉靖年间的名将，以抗倭而闻世，其所著《纪效新书》便是他在东南沿海平灭倭寇时练兵和治军经验的总结。

其因功得授特进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故而如今世称戚少保的都是说戚继光。

此书不类如今世上流行的《孙子》、《吴子》，只讲大略，而是从细节出发，将治军从选兵、器械、号令、行营等方面详加分说，甚至还专门有下炊灶说一节来说明后勤保障的重要，嘉靖以后，各地军将多效法之。对于了解明代军队的情况，极有帮助。

因为经常需要出门行商，王父觉得这书中关于刀枪等器械的训练分条逐目，颇为详尽，于是也收藏了一本，平日里用以让三柜左孳麟领着教习众伙计。

“兵书……可是因为令尊的事。”

那老者听了便问，王星平为报父仇，连同佰贰堡的守军灭了一股红苗并破了一个本地勾连贼人的硐子的事情，他也是听说了的。

明末士大夫喜言兵事，这是当下的一股风气，《纪效新书》毕竟不同于寻常兵书的空洞。

少年人读兵书的从来不少，自己老家山阴县那等文风荟萃之地，都是一样，何况这贵州。

“有些因由，但也不全是。”王星平的回答却看不出情绪。

老者便不再问王星平，似在回忆的说起：“记得戚少保著此书时是嘉靖三十九年，老夫是嘉靖四十年生人，这书倒是比老夫还要长上一岁。”

“先生博闻。”

王星平心想着这位多半是两浙人士，对戚继光的逸闻轶事应该自小就耳融目染，决不可能全然不知，这一句博闻，毕竟客套。

却听王命德在旁问老者道：“说起来戚少保与令尊翁阳和先生似也颇有渊源。”

就听老者说话略有戚色，“先父在时曾荐了徐文长入胡襄懋幕中，戚少保抗倭时也多有赞划，不过也是嘉靖三十六年时的事情，那时我尚未出生。”

徐文长即是绍兴名士徐渭，与主持编纂了《永乐大典》的解缙和大学士李东阳的小友门生杨慎并称为“当世三大才子”，即便王星平在上一世也是知其名的。

其人一生放浪不羁，屡试未中，最后跟随胡宗宪入幕，多为俞大猷和戚继光参赞军务，方才老者口中的胡襄懋多半就是说的胡宗宪。

“说起来徐文长当年误杀发妻，还是先父和诸状元为他多方奔走才能免罪。”

王命德便在旁赞道：“两位状元为其说项，这也是天大的脸面了。”

徐渭是大名士，徐渭杀妻一节也作为名人轶事在大明广为传播，即便是王星平这一世的少年记忆中都有些点滴。

先不论杀妻事由的对错，单就两位状元好友全力营救，的确可以说是天大的脸面，寻常人等能有一个身为进士的挚友便是一份荣耀了，何况状元，还是两个。

那诸状元诸大绶是嘉靖三十五年殿试状元，与徐渭是绍兴同乡，也是好友，当然这些王星平并不知晓。

只是听了方才王命德的恭维，知道了这位老者的父亲也是一位状元，老者本人又是进士，那如此门第，不说贵州，即便是江南，也是了不得的，也就难怪王命德如此恭敬。

那老者却将话题兜了回来，感兴趣的问起王星平，“贤侄既然在读戚少保的书，可有些心得？”

这就是老者要考王星平了，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多了，老者就是浙江人，又与戚家有这样的渊源，说得岔了，可是要闹笑话的。

不过王星平从来自信，只将心中真实想法说来，想来不会有错，多年的经历告诉他越是有真才实学之人，越是好交流，反倒是平素的愚夫愚妇，市井泼皮颇赖应付，便恭谨的娓娓道来。

“不敢说心得，戚少保赖以平定东南的治军之法尽在此书，可谓是备极周详了，只是看过之后不免感叹。”

欲扬先抑的手段是吸引听众的基本，但在老者听来却是新鲜，果然就有了兴趣。

“贤侄却是为何而叹？”

“只叹世人多愚，以为读了几本兵书，便事事皆可依循，却不知一时之法当一时之用，绝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

王命德早就对这族侄的见识折服，倒是那老者，初闻王星平这话，顿觉有趣，听得越发用心起来。

【注：胡宗宪的谥号襄懋是隆庆六年追赠，故而此时可用，而这位老者的父亲的谥号文恭却是在天启后才追赠，故而此节中称呼只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