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元十五年开始，白巾军之乱，江南之战，成希嗣叛乱，王奎、苏驰之乱，岭南之乱，这么多的叛乱，每次战争的爆发，朝廷都不得不派遣禁军出征，长途跋涉，这对人力与物力的消耗，是极为巨大的。

而且从战争的利害关系来看，关内以西，因为陇右与安北的军事体系非常完善，因此，在面对外敌的侵犯，战争的规模虽然很大，也很激烈，但是对关内的威胁与影响，却不是那么严重。

关内以南，虽然藩镇林立，但这个地区所起到的作用，和陇右中部，其实是相同的。

原因就在于杨道安的身上。

杨道安虽然只是蜀州节度使，但因为他的势力非常强大，因此，他的势力范围，几乎涵盖了整个剑南之地，包括临近的山南道，也是受到了一定的折射。

有这么一位实力强大的节度使坐镇，谁敢乱来？

但这种局面的稳定性不强，原因在于太过依赖杨道安个人意志,他的野心不大,对朝廷还算恭敬与顺从，因此他坐镇蜀州的这近二十年时间，关内以南，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杨道安已然老迈,支撑不了几年,他的时代即将结束，在他之后,新的蜀州节度使,还能保持克制，保持稳定？

当然,这都是后话,至少目前来看，只要杨道安还在，蜀州虽然拥兵自重，但并不割据,更不会和朝廷对立,因此,整个剑南以及山南两地的稳定,就可以得到保证。

成立河东节度使,统筹一个地区的人力与物力,可以有效屏障关内以东的安全。

但是这个建议,被赵智给拒绝了,并且引起了赵智的猜忌,黄詬因此被明升暗降，很快便是被外调河东云州,做了节度使，远离禁军体系的核心。

黄詬的建议好不好？

综合来看,这个建议很好。

不过黄詬忽略了一点，他提出的这个建议,只是单纯的从军事意义上来考虑，而赵智并不懂军事,他看待事物的出发点,只有一条，那就是政治因素。

所以，一样的事情，黄詬与赵智,两人的思考方向，是完全不同的。

黄詬说的确实很有道理,但赵智却是想到了另外一个层面。

蜀州杨道安的实力虽然强大,但剑南以及山南，并不是只有他一个节度使，而是有好几个，虽然其他节度使的力量远远没有杨道安强大，但他们却是互相牵制，制衡，这样反而加强了朝廷对他们的控制。

至于安北的李忠,他的权利虽然很大,但这些都是赵智给他的，而且在安北,李忠的下面还有洪成豪、刘浩这些，赵智特意安排的对手与反对派，陇右中部的四个都督府,其人事以及后勤供给，全部都是掌握在朝廷的手中，赵智信任李忠，放权给他，李忠因此可以得心应手的调用安北与陇右的全部人力与物力，反之，要是想要把权利给收回来，赵智也是可以很轻松的就做到。

这是赵智性格的特点，也是他的政治手段。

赵智信任一个人，你说什么，他都觉得顺耳，反之，你说的再有道理，赵智都会反复思考,以至于心起猜忌。

而且黄詬提出这个建议的时间段，正好是第一次陇右战争刚刚结束，在这场战争之中,禁军立下了大功，作为领军主将的黄詬，自然也是同属大功。

当时的朝廷，正是财政最为困难的一个时期，为了凑齐禁军出征陇右的最低钱粮，赵智甚至是从皇家宝库之中，拿出了许多珍品出卖，这才勉强凑齐了军费所需。

战争结束之后，军队取得了胜利，自然要对其进行封赏犒劳，为了这个事情，赵智那是寝食难安，头疼的厉害，好在李忠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把战争之中所获取的战利品，绝大多数都是运回了丰京，算是给赵智解了燃眉之急。

但是赵智依旧犯难。

因为普通士兵的封赏问题解决了，但是将领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尤其是作为主将的黄詬。

赵智对黄詬是不信任的，但是不信任归不信任，此番对方立下了功劳，作为皇帝，那肯定是要进行封赏的。

刚好在这个时候，黄詬提出了这个建议，赵智的第一反应，就是质疑，质疑对方说出这番话的目地，更是质疑对方有意趁机提出要求，希望去做这个河东节度使，因此，赵智心中起了猜忌，不仅否决了黄詬的建议，不久更是找了一个借口，将对方逐出了丰京，剥夺了他的禁军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