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杨溥的方略成本低，执行难度小，效果上弱点，多多少少有点以谋略戏弄百姓的感觉。

而铁铉的方略成本高，执行难度大，效果上更突出一些，嗯，还顺带能收拾掉一位“天王”，可以说是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出师有名……

朱允炆还是倾向于花小钱办大事，可这群人就没学习过利益最大化的资本理论，解缙、郁新也觉得少点阴谋，多点阳谋更好，直接站在了铁铉这一边，就连徐辉祖也倒戈了。

好吧，死要面子活受罪，面子是你们的，受罪的是大头兵啊……

既然如此，那就给你们面子吧。

这样的事操作起来很容易，虽然山西都司管不到陕西去，但只需要朝廷发个话，陕西都司还不得乖乖配合。

为了将效果做到最大，朱允炆打算在山西刮一场舆论风暴，但这需要一个有力的人选。

如果放任安全局的粗人去搞舆论，估计他们会整出来一个白色恐怖，茹瑺倒是一个好的人选，可是这位巡抚大人很忙，杨溥还得给他排忧解难。

山西地方官员的能力，朱允炆又不甚了解，也不信任，思来想去，人选还得从京师出。

“朕记得在兵部，有一位胡濙（ying）的官员吧？”

朱允炆突然想起来，问道。

铁铉略显惊讶，胡濙是今年的新科进士，排在二甲四十多名，连进入翰林院的资格都没有，给了个兵科给事中的小官。

按理说，这种名不见经传，又是新人，毫无背景，更无政绩的小人物，不应该为皇上所认识吧？

“回皇上，确实有此人。”

铁铉回道。

解缙凝眸沉思，这一幕似曾相识，杨士奇的崛起，姚广孝的飞黄腾达，杨荣的指点江山，张辅的异军突起，而这些人，都是因朱允炆“慧眼识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或占据重要位置，或扬名在外。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名为胡濙的人。

此人或许也不简单。

朱允炆也没有作过多解释，而是安排道：“让胡濙至后湖见朕。”

铁铉只好疑惑地点头。

郁新拿起了茹瑺的密奏文书，不安地说道：“皇上，这封文书中除去移民之策外，还记述了茹巡抚在忻州的松岗言论，这恐怕会在朝中引起风波。毕竟他此举有损朝廷权威。”

解缙很想站出来反对郁新，但又感觉不妥，首先自己是士人阶层，茹瑺以巡抚、内阁大臣之躯向百姓低头，那就意味着是朝廷重臣向百姓低头。

自己是官，怎么能向低一等的人低头道歉？

若是反驳郁新，那就意味着自己认可茹瑺的道歉之举，而这很明显是一个容易授人以柄的事，在“教材之争”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自己还是不卷入其他旋涡的好。

最主要的是，茹瑺也属于郁新、黄子澄之流，同为传统政治势力，现在茹瑺要倒霉，自己不踩上两脚已经是仁慈了，哪里还会为他说话？

朱允炆很难理解大明官员的思维，他们的认识与逻辑很奇特。

官员犯了错，伤害了百姓，那就用更强硬的措施，更严厉的语气，更惨烈的办法去遮盖、掩埋这个错，而不是站起来道歉。

比如在前不久，徽州休宁县在税赋之外，违背一条鞭法，创造性地加收了引渠税，结果惹得百姓不乐意，三十几个百姓闹事，最后把官司打到了徽州府。

徽州府的处理方案很粗暴，一是将引渠税取消，二是将闹事的百姓揍了一顿，三是严厉下令，警告百姓谁再敢聚众闹事，严惩不贷。

至于官员的处理，只是轻描淡写的调离二字。

自始至终，徽州府也好，休宁县也好，没有一个官员为此道歉，也没有任何人低头，更没有人对那些被打了的百姓说声对不起。

这件事由监察御史报送朝廷，朱允炆方知晓此事。

内阁对这种小事毫不在意，只简单追加了一条罢免调离的休宁知县，也没有提其他的处理意见。

说到底，他们站在高处，向往更高处，忘记了低头看一看脚下是万丈深渊，还是百姓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