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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并不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突然就暴发户的,事实上,如果儒家本身没有两把刷子,就算是皇帝要提拔,也提拔不起来...这就是所谓的‘烂泥扶不上墙’。
事实上,从春秋战国时期起,儒家就一直是显学,和道家、法家等一起都是诸子百家中的C位。如果天子非要从诸子百家中挑出一家来作为主流思想扶持,选择儒家是一点儿都不奇怪的事情。
在汉初,因为国家刚刚从战乱中走出来,又有强秦因严刑峻法引得百姓怨声载道的先例在,选择了黄老派作为主流。考虑到此时的社会实际情况,这也算是恰当,这从之后国家渐渐从战乱中恢复,甚至有了文景之治这样的盛世就可以看出了。
但即使是这样,儒家也不是毫无作为的...实际上,朝廷中儒家子弟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存在感,只不过这个时候的他们选择了曲线救国——朝中的官位被黄老学派把持,具体的事情又有法家去做。
其实就算没有法家去做,儒家本身也干不了这活儿,后来儒家当道,一样离不了法家。等到真的将法家一脚踹开了,那是因为儒皮法骨,儒家吸收了很多法家的东西...这个时候的儒家也早就不能算正统的儒家了,各种意义上都和当初孔老夫子的儒家是两回事了。
儒家这个时候表面上退让,韬光养晦,实际上却是去深耕思想界去了。平民路线这边,儒家是最热衷收学生的了。说起来也很好说,就说是继承了先师孔子‘有教无类’的教导就可以了。
而上层路线,则是积极影响上层,越上层越好!终极目标当然是皇帝、太子、太后这些人。如果影响不到这些人,退而求其次,还有各地的诸侯王,三公九卿,和天子往来密切的一些贵族...
反正就是有影响力的人!
这毕竟是封建时代,自下而上的事情不能说不可能发生,但总体而言还是自上而下比较靠谱。之前黄老学派的大兴,和原本历史上日后的儒家大兴,其实都是自上而下产生的影响。
看看经学博士儒家出了多少人就知道儒家在这件事上的努力了。
儒家其实并不完美,就算不以陈嫣这个现代人的角度,以当代人的角度来看,都可以找出不少毛病。但国家需要的也不见得是个完美的教化工具,事实上,儒家只要做的比自己的竞争对手好就行了。
而之前当道的黄老学派,不是说它不好,而是不那么合适,在积极进取时期,肯定是拼不过儒门的。
只不过,就算有肉眼可见的弱点,早先占据了优势的黄老学派还是可以再压儒门数年。
而到了如今...儒家子弟苦苦等待的新时期总算要到了!到了刘彻这一代,其实黄老学派已经没什么优势了。之前黄老学派最大的靠山,窦太后不在了,这件事的打击可比表面上看起来大。
刘彻其实没有那么排斥黄老学派,不过他对黄老学派也没有自己祖父、祖母那样的偏爱,对于他来说,黄老之学和其他的学问没什么两样。用就用,不用就不用,并不是什么大事。
甚至,他还因为朝中一些守旧老臣是黄老学派,有些隐隐的排斥...
虽然这个时候刘彻并没有打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潘多拉的盒子,但儒家的兴盛已经是肉眼可见的了。如今朝堂上当道的少壮派,不是儒家就是法家,这是再明显不过的表态了!
这时代啊,变了!
这个时候的儒门早就有了显学的气质...这气质当然是方方面面的,包括内部斗争激烈,这也可以看作是显学该有的特点。毕竟,如果是个落魄小学派,内部都没什么资源,内斗起来就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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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点儿像是后世的冷圈,冷圈气氛好嘛!一旦冷圈大火,人一多,什么事情就来了,不少人就会在这个时候脱圈。
儒家各学派林立,有些学派之间没有太大冲突(他们主治的经书都可能不是同一部),但有些学派关系就相当紧张了...当然这个时候事情还不怎么严重。毕竟这个时候儒家还没有成为老大呢,对外的矛盾压倒了内部矛盾。
然而,如果知道未来历史的就会知道,在日后很长很长的时间内,儒门内斗会上演一场又一场的大戏。直到后来,历朝历代都稀松平常的党争,其实也是这个时候买下的祸——虽说党同伐异这种事是自古有之的,并不能算在儒门内斗头上,但确实是从儒门内斗起,才把党争推向了后来的烈度,很多斗争方法也是那个时候摸索出来的。
现在,儒门内部各学派之间的斗争还没有真正开始,但竞争已经出现了。
吾丘寿王和褚大的老师董仲舒,他本人就属于公羊学派。说起来公羊学派还有一个和董仲舒同辈的大佬,胡毋生。非要说的话,胡毋生比董仲舒要正统,因为胡毋生是跟着嫡传一脉学习的...虽然同样都是公羊学派弟子,但这差别就和入室弟子与记名弟子的差别一样。
公羊学派的由来是对《春秋》的解释,《春秋》被儒家奉为自家的经典之一(其实还有一些先代经典被许多不同的诸子百家当成了自家经典,比如说《易经》什么的,不只是儒家一家定做经典。只不过后来儒家大兴,打压的其他家根本抬不起头来,这才显得这成了儒家专属的经典)。
《春秋》既然是儒家经典之一,自然少不了古往今来的名家做注。所谓做注,其实就是阐释自己对经典的理解,对经典进行解读...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夹带私货了——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是老老实实做注的,实际上如果是老老实实做注,一个学派很快就会没落下去。
大家会去解读经典,使之能往当今的情况上套,解决现在的问题。有些完成了逻辑自洽,这就算是成功。而有些没有,经不起推敲,最终也就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对《春秋》做注的有很多,所谓公羊学派最早就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对《春秋》的一种解读。一开始只是口头流传,因为他的解读很有道理,能说服人,不少人都来学这套解释,形成了最早的公羊学派。
这个时候公羊春秋已经有了些名气,但真正的公羊学派人却不多。因为那个时候流行精英教学,即使是儒家这种有‘有教无类’传统的诸子百家,在收学生的问题上也比较严肃。
另外,也是因为那个时候传播太不容易了,传播出去又要真的吸引人来,这更不容易。总之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公羊学派一直人丁单薄。
而公羊学派的潜力是什么时候迎来总爆发的?这里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胡毋生!正是他和公羊寿一起整理了原本口头流传的《公羊春秋》,记录在竹简布帛上!
这有两个好处,其一,经过整理的《公羊春秋》更加严谨,更加规范,原本一些有问题的部分都得到了解决。其二,这为之后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口头传授,就算是记忆力再好,只要不是裴英那样的超忆症患者,都容易产生遗漏、错误之类的问题。而且,能够记下大部分内容的学生又有几个呢?如果连大部分都记不下来,将来再传学生,这个问题只会愈发棘手!
或许用不了几代,《公羊春秋》就会在流传中只剩下一鳞半爪,说是公羊学派,实际上早就名存实亡了!
而一旦形成了文字记录,这就等于是有了一个规范,一个正统。将来大家可以传抄,流传过程中有了什么错误,也可以通过这个正统纠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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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传抄形成文本的《公羊春秋》,再加上公羊学派运气好,内部出现了几个出色人物...这才有了如今公羊学派的大好局面!
董仲舒自己是亲眼看着公羊学派这一路走来的,焉能不知道方便传播对于一个学术思想、一个学派的影响?实际上,当他决定远离官场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回家著书,正是因为他清楚,这种形成文本、可以被传播的特性有多么重要!
而现在出现的白纸,分明是学问传播的一次大变革!竹简和白纸差别实在是太大了!在竹简为书写材料时,形成规定文本只是起一个规范作用,方便了传授和学习。而白纸,轻轻巧巧的一叠就足够将整部《公羊春秋》抄下了,利用白纸,任何一种形成文本的学问都可以做到快速开花!
这个时候的士子进入诸子百家任何一家,说困难也困难,说容易也是真的容易。困难是拜师难,做学问难,人前真的敢于自报家门,并且觉得自己撑得起学派的荣誉的人很少。容易则是在于,其实根本不用拜师,回头自己不知道从哪里学了小半部《诗经》就敢说自己是儒门子弟了。
而《诗经》也和《春秋》一样,不同的解释可以形成不同的学派,后世很清楚的毛诗、韩诗、齐诗、鲁诗四大学派,这个时候都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学了小半部诗经的家伙,再了解一点儿四大学派任一一家的一点儿皮毛,也能混个毛诗门下或者鲁诗门下之类。
随便么...就是这么随便。
当事人若是没有出头成为大人物,谁会去追究这么点儿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小事?而如果当事人成为了大人物,这些学派恐怕巴不得认下这个孝子贤孙呢!大家对于这种事一向是很有默契的!
所以,一旦有了某个注释版本的大规模流传,甚至都不需要老师,某个学派就能够迅速收获大量弟子。是的,这样的弟子并不规范,质量更是很难说,但一旦数量达到一个程度,力量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用规范的说法,这就叫做‘人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