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后汉以降，地方上强宗豪右的势力愈来愈盛，荆州也不例外。先有邓氏、来氏、阴氏、冯氏等冠冕相继、累世为官的南阳豪族，后有蒯氏、蔡氏、庞氏、黄氏等围绕在荆州牧刘表周围的襄阳豪族。这些强宗豪右依靠经济力量促进政治力量，又以政治力量反哺经济力量；其宗族中人的身份应时而动，或名士、或冠冕、或权贵、或世官、或军将、或豪商，总能够为宗族攫取最大的利益。

习珍出身的习氏，也是襄阳豪族的成员。习氏以宗族富盛著称，掌控着经襄阳、江陵而通南北的几条商道，宗族所属的商队，足迹南抵交广，北及中州，每年赚取的收入不下万金。其中与五溪蛮族的交易，便是极重要的利益来援。

可以说，习氏的“宗族富盛”，倒有半数是从武陵郡的汉蛮交易得来。

然而自从两年前曹公挥军南下，整个荆州从此一分为三，曹公据其北，吴侯据其中，玄德公据其南。习氏宗族的本据襄阳落入曹军之手，数百年的经营、一代代人的积累尽数成空；而原本朝发夕至的商道，如今支离破碎，再也不能连通。

这时候的习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衰弱，甚至已经无法维持对五溪的商业供给……直到乐乡大市出现。

习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虽然不如从前，但人脉还在、对生意的敏感判断还在，很快就在乐乡大市中如鱼得水，重新撑起了“富盛”的架子，而其宗族子弟们，也都在其中获得了巨大好处。比如习珍，正是凭借宗族迅速恢复的财力，他才能够在短时间内扩充了自家部曲的数目；否则此番南下，可就有点底气不足。

这样一个金山银海也似的大市，为什么庐江雷氏要放出这么多的份额在外？自然是外来者对荆襄大族们的示好。习珍很明白。

习珍还和他的兄长、左将军掾习祯讨论过庐江雷氏。

习祯是荆襄大族年轻子弟中的屈指可数的佼佼者，无论眼光和判断，都得到习珍的绝对信赖。而习祯以为：在这种世道，一个具有强横军事实力、又掌握庞大财富的宗族几乎必然会有广阔前途。像庐江雷氏这样的宗族，与玄德公的关系绝不同于寻常。其宗族首领雷远的官职地位，与其说是在玄德公麾下立功受赏的结果，不如说是其宗族实力必然的体现，玄德公只是用官职的方式予以理所应当的承认罢了。这是主君与豪族彼此协调的结果，也是基本的政治规则。

而以后的年月里，只要雷续之能正常发挥其宗族的力量，就必然会形成一个崭新的军事门阀。其状态既不同于关、张、赵等元从大将，也不同于黄忠、霍峻等荆州本地武人……非要说的话，恐怕会类似于北方曹公麾下那位坐领青徐的威虏将军臧霸。

正因为对此看得明白，习祯才会让自己的弟弟在南下就任的时候特意绕经乐乡；而习珍又在雷远提出将和荆蛮进行人口贸易的时候郑重提醒：玄德公是荆州牧，是荆州百姓的父母官，如果荆蛮将武陵等地的编户齐民掳掠来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只怕大大有损于玄德公的仁厚之名。

好在雷续之的举措，比习珍想象的更有分寸感。此番从荆蛮手中收拢来的汉人，竟然全都是这些年来亡入深山、而被蛮夷当做奴隶驱使的汉人。雷远不仅不是掳掠他们，反倒是解救了他们。而雷远将这些人大规模安置在乐乡大市东面旷野的营地中，也向所有人展示了这一点。

习珍见过了许多豪族贵胄们不择手段攫取利益的场景，但像是雷远这样的操作，在每一头都捞足了实际利益，同时还在每一头赢得良好声望，实在很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