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弥远这个算盘，吴浩也看的清楚：

无非是用吴浩统兵大员的身份，给皇帝施加压力。

目下，真正意义上的“统兵大员”，只在宋金对峙的前线。

西路的四川，一团乱麻，指望不上——就不是一团乱麻, 传统上，四川的封疆大吏，亦极少对中央的大政指手画脚。

四川地域广大，出产丰富，地理上，却是封闭而独立，尽有身在朝廷时一副忠臣孝子模样的, 进了川，就起了异心的, 譬如韩侂胄北伐时的吴曦；又譬如秦朝的蜀相陈庄——哦，彼时还是秦国。

（吴曦是吴璘的孙子；吴阶、吴璘兄弟经营四川多年，吴曦叛宋，除了错判形势，也是因为在内心深处将四川当成他们吴家的私产了。）

所以，为避嫌，四川的封疆大吏很少对朝廷大政发表意见——况乎立太子这样的超敏感话题？

中路的襄樊，统帅是赵方，留意，此君的头衔是“京湖制置大使”，吴浩的“淮东制置使”没有那个“大”字，可见地位有别。赵方帅边多年，去春金欲“取偿于宋”，不逞于中路，就是赵方的主持之功, 襄樊保卫战立下大功的孟宗政, 也是在他的麾下。

（说多一句, 孟宗政有个儿子, 名曰孟珙）。

赵方资格老、本事大、脾气硬，史弥远根本不能指望他来替自己火中取栗。

so，就剩下东路的吴浩了，碰巧，你还是我的人，so，这件事情，不找你办找谁办？

这件事，是真特么……火中取栗。

事实上，照中国古代政治伦理（基本是儒家的观点啦），天子无私事，统嗣大事，关乎社稷盛衰，是“国本”，绝不只是天子的“家事”，而士以天下为己任，不可以不弘毅, 天子以何人为嗣，吾等绝对有发表意见的权力；同时, 在这个问题上, 天子也绝对有“兼听”的义务。

特别是，目下还是宋，不是明，更不是清。

但是，有个前提或曰潜规则，这个权力，只限于“士”——即文官，不包括武将。

所以，岳飞当年建议高宗立其养子赵瑗为储，高宗责备他说，“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

话说的很重，也很直白，岳飞听了，“面如死灰”，“声落而退”。

事实上，岳飞是因收到金国欲放归钦宗太子赵谌的谍报，才向赵构提议立储，以示国本已固，大位有归，既绝了敌人的觊觎，又确定了高宗的正统，是真心实意的为赵构好，为国家好。

其实也是正办——赵瑗就是后来的孝宗，折腾来，折腾去，二十五年后，到底还是立他为太子了。

当然，二十五年，是段很长的距离，此一时，彼一时。

当时主张立储的，并不止岳飞一人，宰相赵鼎为首的一派，也是主张立储的。

但就因为岳飞是统兵的武将，被皇帝指责完之后，又被赵鼎等文官指责，“飞不循分守，乃至于此！”在文官们看来，岳飞此举，是“越权”——侵犯了文官在统嗣大事上发言的“专有权”。

说起来，岳飞和赵鼎的私交，还算好的呢。

岳飞不晓得这个潜规则吗？不，他晓得的。

岳飞将自己欲建言官家立储的决定告知幕僚薛弼，薛弼劝他说：“身为大将，似不应干预此事。”岳飞回道：“臣子一体，也不当顾虑形迹。”

岳飞，是真正为国、为民、为君主而不计自身利害的。

并不是所有的文士都认为岳飞“不循分守”，吴浩很不喜欢的朱熹，在这个问题上，就是支持岳飞的。

朱熹对高宗的表态表示不解，“此等事甚紧切，不知何故恁地说？”接着称赞岳飞，“如飞武人，能虑及此，亦大段是有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