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子爷，狭西急报。”俞义面色如常的向朱由崧报告道。“府谷民乱，有王嘉胤、杨六、不沾泥等万人，围攻县城；清涧也发生民乱，王左挂、苗美、飞山虎、大红狼等万人围攻宜川；另外，宜君也有乱民应和府谷、宜川两地贼寇。”

朱由崧听罢，暗自叹息，大明王朝的丧钟敲响了。

没错，王嘉胤等人的“起义”正是明末陕北起义的开端，在王嘉胤公开反明之前，陕西虽然也有饥民暴动和盗匪作乱，但都旋起旋灭，并没有能动摇大明的根基，甚至连陕西地方都波澜不惊，而在王嘉胤“起义”之后，“起义”烈火不但迅速遍及陕北、陕西，并最终外溢，形成了掀翻大明王朝的惊涛骇浪。

那么陕北为什么会成为“起义军”的发源地呢？原因很简单，老百姓活不下去了。

要知道从万历初年到崇祯元年的五六十年间，因为小冰河时期的紊乱气候，陕西地区旱灾、蝗灾、风灾、冰雹、水患、霜冻、地震、山崩、瘟疫等灾害交替出现，让陕西（主要是陕北）的百姓彻底陷入了绝境之中。

大明王朝虽然对陕西多有豁免，但万历朝末年来说，大明内外战事频繁，国用紧张，甚至连延绥、宁夏、固原等边镇都长期拖延军费，根本就无力大规模应对陕西的自然灾害，无法救援广大的陕西民众。

因此，早在天启年间，陕北各地就遍布由饥民和饥兵组成的“劫盗”，只是在阉党秉政期间，因为魏忠贤早年出身农民，知道农民的困难，所以，大明朝廷对陕西的情况是相对优容的，陕西百姓还有一线活下去的希望，因此陕西的局面才勉强维持，但此时已经如即将爆炸的高压锅一样，稍有不慎就会爆炸了。

等到阉党倒了，崇祯皇帝迅速撤回了各地的守备中官、太监监军，不废而废的废止了向各地商贾及背后的势家增收商税以后，明廷以加强考成的名义，在农税征收方面日趋严格，包括陕西在内的各地地方官被迫无视实际情况，强迫农民百分百的完税，乃至强征过往的积欠（注：此时还没有进一步增加三饷）。

明政府这么一搞，各地农民的生活自然是极端困苦，但各省至少不像陕西那样多灾多难，所以即便卖儿卖女，也勉强还能活下去，可陕西尤其是陕北就不行了，原本就活不下去的人们就只能“不做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了。

然而，崇祯元年七月还不单单是陕西爆发了起义了，这不，七月二十日，蓟门饥军索饷鼓噪；七月二十三日，浙江遇到强台风正面袭击，人畜庐舍漂溺无数，其中，嘉兴飓风淫雨，滨海及城郊居民被溺死者不可胜计，绍兴大风，海水直入郡城，街市可行舟，山阴、会稽、箫山、上虞、余姚被溺死者，各以万计；七月二十五日，宁远军中四川、湖广兵因缺饷四个月，发生兵变，其余十三个营起而应之，缚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于谯楼上······

所以，此时大明已经是千疮百孔了，一般来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此时执政者一定要耐心再耐心，谨慎再谨慎，可问题是，崇祯皇帝年少气盛，一心想要速成，如此便失之焦躁，于是逐渐沉疴难起了······

朱由崧暗自感叹了许久，这才对俞义说道：“陕北既然乱起，通知江涛要小心，必要时暂停从狭西招募标师、护卫的举动，免得被狭西地方误会了，误剿了，误伤了。”

俞义记下之后，又跟朱由崧汇报道：“福建报告，福建巡抚熊廷弼派人与郑芝龙多次接洽，可能不日就上奏朝廷招抚郑芝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