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办丧事的费用,也不过就是三五百块钱的事儿。
虽然现在越来越富裕,农民手里有点余钱了,条件好了。
但是一般的农户办丧事,基本还是有一定标准的。
这个标准不是官方规定出来的,而是随着经济条件的发展,各个村里自己约定俗成的。
比方说招待客人的宴席上什么是主菜,几荤几素,喝多少钱的酒,抽多少钱的烟,这些都有个约定俗成的标准。
那时候一桌酒席,基本就是一二十块钱的成本。
即使一个丧事有二三十桌,加上其他费用,也就是三五百块的成本。
可是潘家老太太的丧事上,突然来了好多有钱人,每个人一出手就是五百块。
这可把村里人给震惊到了。
尤其当时石国良他们来随份子的时候,桌子上记账和收钱的人,一听一个人出手就是五百,当时吓坏了。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
当他们看到这些有钱人真金白银拿出来了,在手里反复点了,记在账上了,这才有点相信这不是做梦。
村里办丧事,什么时候见过出手如此阔绰的人啊!
其实就孙延成、石国良等人,对于下边村里随份子一般拿多少钱,他们很清楚。
只不过就是因为他们欠着大仓人情,而且知道这是大仓继父的母亲去世。
反正他们自己手里有钱,拿几百块钱出来小意思,干脆就给大仓长长脸。
要知道村里办丧事,基本上村里有头有脸的人都要过来主持。
他们多拿钱,村里那些有头有脸的人都看在眼里,给大仓长脸,也让大仓的继父更有面子。
只不过丧事结束的当晚,在村里头面人物的主持下,兄弟仨算账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但凡是村里的头面人物,比方说村委一干人,还有家族里面德高望重的人,这些人都是明白人。
他们在主持兄弟仨算账的时候,就提出大仓朋友随份子这事。
老太太的丧事,全部费用算下来,花了不到五百块钱。
可是大仓那些朋友,每一个都拿了五百块钱。
这个丧事剩下的钱太多了。
村里头面人物提出来的问题就是,这些每人五百随份子的朋友,全是启新继子大仓的朋友。
也就是说,这些人随了份子,其实都是大仓的人情债。
等到这些人家里再有喜事丧亡,启明和启亮肯定不会去随份子。
但是大仓跟人家有来往,那就必须去随份子。
人家一个丧事就随份子五百,大仓再去随份子的时候,肯定不能少于五百。
也就是说,这些钱到时候都得大仓还给人家。
所以主持算账的头面人物就提出,但凡不属于老潘家这边的亲戚朋友,而纯属大仓个人的朋友。
而且是每个人拿五百的这些,都得把钱给大仓留出来。
也就是说,这些每人五百的钱,都得额外拿出来给老三启新,让启新拿回去再交给大仓。
刨去这些纯属大仓个人的朋友,剩下的份子钱汇总,然后再算总账。
主持人这样说,那些共同主持的村委一干人和族里老人,都表示认同这个说法。
老二潘启亮也表示认同,感觉这样是很合理的。
可是,唯一一个不认同的,是老大潘启明。
作为家中老大,他是具有身份权威的。
这份权威就是,在今天葬礼上收钱结束,就是农村所谓的“封丧”之后,所有收到的钱都放在一个箱子里,这个箱子,就交给老大保管。
这是家中老大的权力。
此时此刻,这个钱箱子就由老大抱着。
兄弟仨,以及村里的见证人,都在等着老大把箱子打开,大家开始分钱。
可是,潘启明抱着那个箱子,死活不撒手。
他的理由很简单,箱子里这些钱,都是给自己母亲去世的份子钱。
母亲走了,这些钱就必须由儿子们平均分。
所以,额外拿出那块大头给老三,他不服。
坚决不认可。
主持算账的头面人物见他有点不明事理的样子,只好耐着性子,把道理跟他再说一遍。
其实潘启明不是没听明白,而是见钱眼开。
如此巨额的一笔财富摆在面前,他岂能不动心。
对于主持人的道理,他知道是对的。
但是他绝对不能认可。
一旦认可,几千块钱就没了。
于是瞪着眼对主持人叫道:“我就问你一件事。
现在咱们算账,收的这钱是剩下了。
可是,如果今天算账,咱们收的钱不够费用的,还缺三百。
你说是让老三一个人补上呢,还是由我们兄弟仨一人一百补上?”
主持人毫不犹豫道:“如果收的钱不够费用的,肯定是你们兄弟仨平均分摊,给补上啊!”
“对,这话是你说的。”潘启明就像抓住了对方的漏洞:
“如果不够,我们兄弟仨平均分摊给补上。
反过来说,如果剩下了,是不是也应该兄弟仨平均分了?”
“是啊,”主持人说,“道理上应该是这样,不管是不够,还是剩下,都应该兄弟仨均摊——”
“哎!”潘启明按住主持人的胳膊,制止他继续说下去: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不管是不够,还是剩下,都应该兄弟仨均摊。
那就不说别的了,看看剩下多少,兄弟仨平分就是。”
主持人一看潘启明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明显的见钱眼开无理反缠,怒道:
“跟你怎么说不明白了,按道理说,是应该兄弟仨平分,可是——”
潘启明再次打断他:“没有可是,咱们就按道理办事。”
主持人给气得都要背过气去了。
潘启明明显不讲理,这是要耍赖啊!
其他诸人也纷纷指责潘启明这样不对。
可是潘启明抱着钱箱子,坚决不撒手,坚决要求按道理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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