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入秋季，随着各地开始秋收，随大汉迁都至长安的士族百姓也都慢慢适应在关中的生活。将益州拆分的三州在州刺史的治理下，也都步入正轨，或梳理日常工作，或是调整在编人员。

或因调整行政区过于繁琐，尚书台调整了三州的考课制度，暂时取消了上计，改由各州自行管理各郡、县的各项事务，以确保来年能够正常地运转。

不过的话，刘禅派出了太子刘璿，让他来督查各州情况，也为增进其治政能力。当然还有一个目的，即提高刘璿的个人威望。毕竟刘璿母族不贵，其妻族马氏也处在衰弱当中，其还是需要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启禀陛下，此乃太子所上奏疏。”郄正说道。

刘禅接过奏疏，仔细阅览了一遍，说道：“太子所言不无道理，让尚书台将各州郡近年以来变动之事整合，重新修订《益州民政》，以便州府、郡县官吏了解郡县变迁事务。”

“诺！”

刘璿前往巴蜀督查三州的政务，其发现地方上新任官吏仍在使用十几年前的《益州民政》作为他们的执政用书，其间书籍上的内容已经与现实里出现了偏差，特别在水利疏通上，大汉下达《田亩水利法》后，其间变化颇大，有些官吏还闹出过笑话。

显然十几年前的用书已经不适合当下的情形。刘璿发现后故上疏给刘禅，希望尚书台能派人增订修减《益州民政》，与时俱进，以适应当下州郡情况。

“陛下，太常进言我大汉今下迁都长安，乃与旧时不同，或可改元，以示大汉更新气象。不知陛下以为如何？”廖立进言说道。

实际上改元与改年号并不相同，较改元而言，年号出现得也晚。

在西汉之前，春秋战国时期仅有元年而无年号，元年仅用来计算君王的在位时间。若逢政局变动、制度改革、军事胜利、祥瑞灾异等事之时，便会改元年，以重新计算。

如在汉文帝继位十六年之时，得天赐玉杯，上刻‘人主延寿’，文帝以为吉祥，便下令次年改元，即文帝十七年重新改元。

是故文帝在位又分为元年及后元年，在文帝军细柳营之时，载曰：‘文帝之后六年’，并不是文帝六年而是文帝后元六年，即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军细柳营。包括其子景帝亦有改元两次，但这些仅是纪年，而非年号。

其年号真正之始乃是汉武帝所创，由于其崇尚术数，汉武帝以瑞事为年号，每六年就要改一次元，这也是为何汉武帝时期经常改元的缘故。从此之后，改元便与改年号重合在一起，成为帝王上的定制。

若以年号更替频繁与否来看待国家统治稳定与否，亦有偏颇之感。但国家统治不稳，其年号变化频繁则是母庸置疑的。

不过或受后世的思想影响，就刘禅个体而言，他还是倾向于若无大事件发生，大汉将不会更改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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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何为大事件？就看刘禅如何衡量了。

如果把诸葛亮病故看作大事的话，历史上的蜀汉改元延熙。这个面位之中，诸葛亮病故也有人提议改元，却被刘禅否决。

当下的迁都之事，在刘禅眼中看来确实是件值得庆幸的事，但在他心中还是难以算得上大事件。

刘禅心中的大事件是乃何事，即大汉一统寰宇，结束长达半个世纪的分裂，或许才够得上大事件。

是故刘禅摇了摇头，说道：“迁都虽是欢喜，亦是更新气象，但改元倒是不急。不过朝廷或可小赦百姓，以示我大汉仁慈之心，君民共乐也。”

刘禅的治国思想乃是继承自诸葛亮，比如在赦免刑徒上，刘禅与诸葛亮的态度如出一辙，既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诸葛亮‘惜赦’的治国思想并非是空穴来风，而是看到了东汉末年以来的乱政，才有这般深层的思考。如在东汉末年时期，国家动乱，几乎一年一赦。有的世家子弟拥有上层的信息来源，知晓何时大赦，便当街杀人，但因大赦，地方官吏无法治罪。

“至于小赦范围，则交由御史台商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