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待赵使的第二天，相府得到河东转来的王龁军报：王龁所部已经完全占领武安，只有若干大城还未攻占；邯郸若无大军集结，秦军无忧。在与太子、秦王商议后，张禄让芒未拟了一份教令：“邯郸必战。龁除保武安外，当以偏师远袭邯郸，勿令赵人稍息也；并熟筹掠其野。”同时，教令河东，随时准备接应邯郸之军；任命皮绾署上党守，任命郑安平署河东丞。

五大夫司马靳和客卿蒙骜受命巡查南郡和南阳郡的防御，经过数个月，已经大体整理完成，于二月初回到咸阳复旦复命。张禄认为司马靳与白起有两代人的关系，嘱他去探望白起，如果可能，劝白起复出带兵攻略邯郸。司马靳去了一趟，回来说，白起旧头疾复发，稍用心思即头痛难忍；又悲于其子之丧，恐难带兵。张禄问道：“大夫其往邯郸乎？”

司马靳道：“臣初归，实不知邯郸之状。左庶长数攻邯郸，非臣所能及也。”张禄只得作罢。

数日后，根据司马靳和蒙骜的推荐，叶摎署南阳尉，原南阳尉调任河东尉。司马靳出使邯郸，将咸阳的意图传达王龁，并与王龁议定今后的作战计划。再遣使前往陶郡，通知他们准备接应邯郸作战。

陶守泾阳君来陶郡不过两三年，明显衰老了许多。当初的“四贵”已去其三，只有自己硕果仅存。经过这两三年的治理，陶郡的耕地增加了不少，但仍然经商气氛浓郁，纯粹的农户几乎只有从关中带来的那些刑徒。刑徒与本地人虽然相处还算融洽，但文化差异极大。商人崇尚自由，逐利千里是他们的常态；而农民则要精耕细作，田间管理决定着一年的收成，几乎很难离土离乡。虽然有这些差异，但不妨碍两边通好，婚娶聘嫁，也常常在他们之间进行。

而最令泾阳君头疼的，是军事训练。根据秦法，秦人要按乡里进行编组，平时相互监督，战时拉出来就是一支军队。但这只对农户有效，商人平时多不在家，就算在家也很难比邻而居，各家产业、资本差异之大，令人咋舌。到现在为止，陶郡的编户还只能及于农户，商家名义上有编户，但有名无实，平时不可能训练，战时更加拉不出军队来。

最为难办的是，商户经营规模不一。小商户自然是小家小户，与农户相当；而大商户，僮仆就成百上千，家人、掌柜、铺主，更是不知凡几，甚至还有自己的护卫。这种情形下，数有多少户根本没有意义。

甚至连内部都有分歧，陶尉张唐认为，应该以扶持农户为主，逐步侵蚀商人的势力；而陶丞蔡捐认为，应该依靠商业利益，佣精壮当兵。两人争执不下，泾阳君便让张唐去负责农户，蔡捐去负责商户，各按各的法则行事，互不相扰。

咸阳的使臣来到陶郡，传达了咸阳的意见，但明确指出，这只是“备”，并不是要马上出兵，陶郡当前还是以发展生产为主。到时候需要征兵多少，向哪个方向用兵，听候命令。于是张唐在农户中加强了训练，而蔡捐则加大了佣兵的力度。

叶掾曾在胡阳的率领下，参与了阏与之战。因战功晋爵为公大夫。十年间，叶掾在南阳和南郡多个县任职，但没有再参与战斗，一直是公大夫爵。在被任命为代理南阳尉之前，在南郡的一个县里当县长。

南阳郡和南郡一样，都是故楚地，但与南郡相对封闭不同，南阳郡虽然也是盆地，却有道路通往韩、魏、楚诸国，是一个交通要道，防御任务十分繁重。而且和所有的交通要道一样，这里的巨贾富商极多，治理颇为不易。不过好在楚国治理此地时，也是把军事放在第一位的，在这里还营建了着名的方城防御体系。秦国占领了楚地后，由于两地文化差距极大，秦王并未在楚地强推秦法，在更大程度上保留了楚地的风俗。楚国在南阳的军事体系也就这么保留下来。

楚国的军事体系是建立在豪门大族基础上的体系，农户是贵族的封户，由贵族在自己的封地上领兵。国家有事，各家自带家兵出征。而各贵族的封地一般也以自然区划为界，以县为限。秦国占领这里后，楚国贵族自然被清除，各县的居民自然成为秦国地编户。但出于习惯势力，乡民自然以县域为界，对本县的忠诚远高于对郡和国家的忠诚。要想把各县的民军分散编伍，几乎不可能。

叶掾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军事格局：名义上是编户齐民，但事实上各县相对独立，必须以一个独立单位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