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中的剪刀飞快，不一会儿就将整颗树修剪得坑坑洼洼，就像狗啃了一般，分外的难看。

阎崇信见之，眼皮抖了抖，就当没看见。

朱谊汐则不然，反而认真的打量起来，看样子满意至极。

见其脸色不变，他才道：“修剪树木，看的不是当今，而是往后。”

“减去那些枝叶，留下空间给新枝，从而让其更加美观动人，一时的美丑算不了什么，最重要的是未来。”

阎崇信闻言，神色一禀，似乎有所悟。

实际上，朱谊汐的心情并不太平静，他只是借着修剪花树来使自己平静下来。

如果是在当年，官员如果喊几句与民争利，他早就耳光子扇过去，直接一贬到底，来个排气泻恼。

但如今登基日久，他成熟了，知晓了稳重。

赵郎星，礼部尚书，表面上看是一个人，实际上他的身后站着一大串文武官吏，处置了他根本就不见效。

这群人，可以将其代称为既得利益群体。

他们又与明末时期的士绅不同，这群人是由官商群体构成。

家族中推出人来当官，然后族人经商，相互勾连，支持，从而势力庞大。

毕竟科举这玩意儿，除了要脑子外，钱财占据很大的份量。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山西晋商群体。

人家徽商是穷山恶水，不得不出来经商，而晋商则得益于边贸，主要的人才放在经商上。

这种人让朱谊汐想起来了英国的新贵族群体。

何谓新贵族，就是不再依靠土地，而是靠经商发家致富的贵族，思维上更加广阔。

按照常理来说，苏格兰发生叛乱，查理二世想要加税解决军费问题，这是很正常的思维。

但新贵族不肯，要求限制征税权，不同意立马就造反了。

所谓的天主教信仰问题只是借口，主要是利益。

这行为大明则是什么？

江南不纳税的士绅。

盐税一年百万，茶税几十万，根本就在湖弄鬼。

而如今，农税减轻，绍武朝中央集权力度加大，士绅们不得不屈服，大多缴纳田税。

而这时候，重税的商人群体不乐意了。

尤其是有钱有势的官商，本来能赚百分百的利润，如今要掏三成给朝廷，着谁忍得了？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朝廷从上至下的重商思维，让商人的地位曲线性升高，其诉求自然就出来了：

“减税！

！”

在思想上，他们以经世治国为口号，大肆要求朝廷重视商业发展，减轻商人的负担。

而在行为上，他们则要求朝廷重视商人利益，如减轻赋税，减少关卡……

表面上来看，这是很正常的诉求。

但这与朝廷的利益冲突了。

因为从幕府时代开始，就对商税大肆征收。

如川盐入楚，楚粮入吴，依靠着长江这条黄金商道，幕府不断地征收商税，养活了十万大军。

不然的话仅仅依靠被肆虐的湖北地区，简直就是难如登天。

为了安抚商人，朱谊汐就不断地出台政策，营造良好的经商环境，肃清吏治。

如南京登基时，他废除贱户、杂户，一律统称为民户。

表面上来看是贱户得利，实际上却是大量的商人们获得了实质上的好处。

因为在前明时期，除了江南地区少量商人外，大量的商户是很难考取科举的。

皇帝出台的政策，为其子嗣登科举扫清了障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再如是。

中央朝廷的每项政策，都有深意。

同时，贱户变民户，就代表着其不再享有免税的政策，一切行事都要征税了。

换句话说，从现在开始，青楼也要缴税了。

官员们讨厌贱户，除了其身份低贱外，还有一项原因就是因为其不纳税，不服徭役，无利可图。

雍正时期的废除贱户，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扩大税源，进行收税。

沿海漂泊的疍户、江南地区的惰民、丐户等，也纳入人口户籍，缴纳赋税。

不然的话人家满清皇帝，八旗贵族们都照顾不过来，哪里想得起几百上千年来的贱户？

历朝历代不管不顾，也是说明其无利可图。

税收这种事，农税轻了，商税就会重，非此则彼，根本就没得平衡。

而如今，绍武皇帝选择轻田税重商税，这就让一群过惯轻松日子，且实力逐渐膨胀的商人们不舒服了。

官员要求重商，其背后都是一群商人在支持，或者本身就是经商。

面对这些人，不管不顾地处置，不过是强行压制矛盾，使得矛盾更加激化罢了，不值当。

“前明依赖于田税，故而对士绅再三小心，我朝依赖于商税，对这群商人们也得注意了。”

正是因为想的这般深，朱谊汐才有气。

今日减税，明日就争权，后日就是推倒皇帝。

这在西方历史上是有迹可循的。

而东方由于长时间的君主专制，君主妥协就会死亡。

对朱谊汐来说，如果所谓的资本萌芽是要夺他的权，推翻他的家族统治，那这萌芽不要也罢。

权力就像毒药，只要一入口就摆脱不得。

“不过，有利也有弊。”

朱谊汐忽然又松了口气。

国朝赖以商税而活，就必然不会舍弃商税，不断地加码，维持财政的健康。

同时，自古以来，中国的农民就占据多数，这也就意味着读书人多出自地主群体，这群人或许重商，但绝对不会摆脱儒家思想。

毕竟儒家到现在的程朱理学，就是地主阶级改造后的产物。

“压制和发展，这并不矛盾。”

皇帝自言自语了一番，随后道：“你做得不错。”

阎崇信大喜：“这是臣应该做的。”

“商税之重，国朝仰之，岂可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