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于正的意思，分封制度自然是有局限性的，不如后世的集权制和郡县制，可以将土地、民众都集中都在自己手里，无疑更能凝聚力量。

但是考虑到时代的局限性和手下们的军心，于正还是决定要实行一定程度的分封，但要实行的无乃是折中之策，是阉割版本。

于正可以容许自己的领地里出现一些地主阶级，但绝不容许出现所谓的封君，这是他的底线。而且这事此时做来，要比以后再做时机要好。势力发展越大，内部的反对力量也就越多，如今，一切还都在于正可控之中。

他将端木容和西门吉找来，将自己的想法与他们详细说了。二人一方是军头，管理着军队，一方是民事，将来授田之事还要布政司来配合实施，可谓与此事息息相关。

闻言，西门吉却道：“若公然如此表示，恐怕将士们心寒，家臣们失望，还望主君三思啊。”

端木容则更加圆滑，说道：“我闻南蛮的楚国前代二君兼并周边国土后，在国内推行了郡县制，莫非主君是要借鉴此法？可是中原诸国尚没有此事，不从诸夏之法而效法蛮夷，恐怕会给主君招来非议啊。”

言下之意，他也不太同意。不过想比西门吉直白的说法，他采取了更婉转的措辞，还举了实例。

话是没错的，楚国是中原各国认为的蛮夷，一个蛮夷国家的制度有什么好学的呢？这恐怕是此时诸夏各国的主流看法。

可是于正的底线已定，却是不为所动。因为他知道，正是像楚国、秦国这样被诸夏们认为是南蛮和西鄙的国家，后来都成功崛起了，一个北窥中原，一个东出函谷，打得中原国家连连割地求和，而像宋国、鲁国这样的礼仪之国却是早早灭亡了。

“此议已定，绝无更改可能。二位既然为我家臣，还是想想怎么把此议推行下去吧。”

于正采取的是折中的办法，不再采用井田制，而是采用授田制。原则上废除了分封制，实行直辖治理，取消了封建领主的政治、经济特权，打破了“井”为单位的“井田制”的疆界。

步卒们晋升为士之后，依然可以军功授田，赏田一顷（周制），但是只限于雇用他人耕种，却不能豢养奴仆，且军功田也是一样要依法纳税。

相比于此时的制度，于正的新制有几点不同：

一是“平赋税”，按田亩计征纳税。不仅取消了贵族领主和农民不平等的税收制度，实现公平纳税，按田亩纳税的制度。

二是“抑兼并”，通过军功授田可以获得土地，但不允许土地买卖，只允许土地租佃。确保了军卒们的田地不会被豪强们给巧取豪夺了，同时也抑制军卒们发展为本地的豪强。

三是解放“自耕农”，摆脱贵族的人身束缚关系。领主—农奴关系变成了官府—农民的关系，农奴人身自由获得解放，劳动时间由自己支配，摆脱了强迫劳动的束缚。农民成为官府的属民，属民向官府纳税，而不再是分封贵族领主的属民。

于正打定主意，这次要做一次“礼崩乐坏”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