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銮先是礼貌的微笑，随即被赵尔巽的话逗得放声大笑起来。的确，张锡銮讲述的本就是共和制的特点，但是张锡銮可一点都没有称赞的意思。

上层们有心情因为大灾引发的思考而嬉笑怒骂，对于处于天灾下的百姓来说，此时莫说笑出声，真的连哭都已经哭不出来了。

为什么要前往从未去过的关外，北方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以及陕西的百姓来说，只是因为他们村里有人逃荒到这些地方。之后还写信回来，或者托到了东北的人带口信回来。他们在东北活下来了，给家里报个平安。

对于这些人在东北分到了土地，开始种地的说法，本乡本土的亲人邻里其实不太信。在大家看来，在本地都混得一塌糊涂，不得不背井离乡跑去东北这遥远的地方，这已经是丢人事了。

若是说自己在外面混的比本地还惨，那就是真的活不下去。只要还活下来的，就必须说自己比以前过的好。

但当自己也要活不下去的时候，大家就想起了这些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到外地的亲人相亲。原本嗤之以鼻的‘分到地’的传闻，也变成了说服自己前往东北的理由。变化就是如此快捷，从嘲讽到钦佩，从不信到相信。为了活下去，每一个人只能挣扎求存。

对于百姓们来说，忍饥挨饿才是家常便饭。通过长长的，从未见过的栅栏通道，是大家从未有过的经历。狭窄的通道，面前缓缓移动的人们，反倒让大家觉得安心了不少。背井离乡的速度，越慢越好啊。

从通道中出来，见到的是那些穿军装的人。还有灾年时候常见的施粥的大锅。

见到这些冒着热气的大锅，人群中的百姓们中才终于有了情绪。以往的灾年，乡里的富户们都要开粥棚，而且熬粥也有要求，决不能稀。几百年间，这就是规矩。平素里士绅们干些坏事，大家就忍了。到了灾年，若是这些人再不救大家，那就绝不能忍。

然而自从皇上没了之后，士绅们就变了个样。且不说粥越来越稀，施粥的棚子更是越来越少。士绅们越来越穷，哪里还有钱施粥？

那些新的富户们，家里都盖起高楼大院，门口布置着许多从外地请来的护院家丁。本该用来施粥的钱都用来购置枪炮，对付穷人。

想到已经面目全非的家乡，穷人们咒骂着那些为富不仁的家伙。喝上了热乎乎的浓粥，眼泪就忍不住滚滚而下。

若是能不背井离乡，谁愿意到那些陌生的地方去。虽然听说东北的何锐何大帅是个大好人，可百姓们哪里能与何大帅沾边。而且在乡里也不是没见过‘大善人’，哪一个不是在收租的时候如狼似虎。

但想归想，还是有些灾民吃了几碗粥后，给施粥的军人跪下了，感谢救命的恩情。毕竟这一路之上，灾民们可是没少在何大帅安排的粥棚里吃粥。

那些军人都很年轻，看上去也就是十七八岁。见到这些年长的男男女女居然给自己跪了，一个个都被惊的手足无措。倒是那些年长些的，赶紧命军人们把众人扶起。

而且这些人的口音都是北方当地人，听着熟悉的乡音，这些灾民终于感觉放心了一些。

有人问道：“这位军爷，何大帅要我们到东北做什么？”

还有人问：“俺们给何大帅种地，打下来的粮食就还钱。能不能不签卖身契？”

负责维持灾民运输线秩序的东北军官兵们已经听过太多这样的话，已经不觉得讶异，却也没什么好说的。军官们按照党委在民主生活会上商议出来的结果，用着各地方言告诉百姓，到了东北之后就会租到一块地，每年交三成税。其他七成都归种地的百姓。

逃荒的百姓听到这话，只觉得仿佛在听天书。竟然有人肯把自己的土地给别人种，只收三成税。真有这样的地方，那得是何种的乐土？

只是已经逃到东北的乡亲说过相同的话，这话听起来好像也不是空口白牙的话。

消息已经传到了军委这边。东北这些年已经接收了太多移民，只有不到一成的移民离开了东北。而且他们离开的原因也不是在东北活不下去，而是故乡的家里有变故，不得不回去。

此时已经军委已经讨论完毕，东北军司令徐乘风讲出了决议内容，“这次灾民的规模很可能破千万人。我们东北人口有可能在1922年达到四千万。征兵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人口多，征兵面广。但是如何从刚来的人中征兵，需要仔细调查研究。把握这些人的可靠程度，难度太大。”

之前军委认为，在东北与日本开战的时候，东北人口很可能只有三千万。而日本整个国家的人口已经有四千万之多，加上来自朝鲜的人力，是三千万对四千三百万左右。

现在东北人口很可能突然到达四千万，但是想到管理的难度，竟然没人因为征兵基数的提升而感觉兴奋。

一阵沉默后，徐乘风只能问道：“大家还有什么意见么？”

程若凡皱着眉头问了一个问题，“这次灾情真的会很严重？”

徐乘风叹道：“我们东北也受灾了，若不是修了这么多水库，现在东北只怕已经开始出人命了！”

这次1920年中国北方的干旱，遍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和陕西，波及湖北、江苏、辽宁和吉林。

干旱的中心在北京、天津和河北一带。这次旱灾是百年未遇的，这种大面积的持久干旱，对完全靠天吃饭的中国农业和农民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程若凡想说的其实不是这些，而是心中有些感叹。感叹的内容除了东北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之外，还有就是在各地设立的基础情报机构过于完备。

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和陕西作为农业大省，每年的降水量对作物生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棉花、小米和高粱等。其中冬小麦和春玉米在生长期间大约需水400―500毫升，棉花全生育需水550―650毫升。即使在正常的年份，这些地区的降水也不能满足多数农作物全生育期对水分的要求。1920年的降水不仅远不能满足各种农作物全生育期对水分的要求，农作物生长关键时期的降水量更差一大截。

从河北、山西、陕西到河南，山东的降水量逐渐减少，一般在300毫米以下，其中河北东部地区的沧县、北部地区的张家口一带年降水量更少，一般不足200毫米。在正常年景，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大部分地区，陕西的南部和山西的南部年降水量一般在600―800毫米之间，个别地区在1000毫米以上。1920年的降水量与常年同期降水量相比偏少20％一70％。农作物生长季内（5月一9月）的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40％一70％。旱区内不少河流干涸，土壤墒情很差，相对土壤湿度一般在10％以下，有的地区只有5％。

就拿北京地区来说，春玉米、棉化生长发育关键时期（7―8月）降水只有170.7毫米，由于严重缺水，遍野漠漠，寸草不见，树枯、叶干的景象几乎遍及了北方数省。

陕西：地处中国西北部黄土高原，是中国干旱多灾的省份之一，历史上旱灾频发。1920年春末，旱象初起，全省几乎所有县区滴雨未降，夏粮绝收，秋粮未能下种，连续两季颗粒未收。成千上万的饥民，在田野上搜寻草根、树皮充饥。很多人四处拣集鸟粪，用水淘洗之后，挑食其中未完全消化的粮食颗粒。“自冬至今将榆桐各树皮暨麻根，已经剥尽，十室九空，贫富待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