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飞委员以为列宁同志担心中国的强大，正考虑怎么谈论此事，报告送来了。列宁同志的目光在文件上往来，很快，平日里自信从容的神色又出现了。

目光划过最后一行，列宁同志就把文件递给了越飞委员。带着好奇心，越飞委员很认真的阅读起来。文件很短，何锐提出东北政府与苏俄互派贸易代表团，或者在某个城市进行商品贸易的展览会，又或者各自贸易代表团直接到对方能够提供商品的城市。

何锐还表示，如果短期内有紧急需求，可以直接通过电报联络。

越飞看到这里，暂时停下了阅读。回想俄国匮乏的现状，越飞委员不知道处于匮乏状态的俄国能拿出什么与中国东北交易。

就这么一迟疑，列宁同志用那种自信的语气说道：“越飞同志，我希望这就是何锐与我们交流的手段。”

越飞委员更不明白了。不过还有一段内容没看完，越飞继续看了下去。

何锐在信的后半段写到，“根据东北的经验，在数年的对外贸易中，东北政府并没有赚到什么利润。但东北全面参与到国际贸易之中，通过正常的贸易交流，大大提升了东北的生产力水平，扩大了产能，也提升了人民的收入，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中俄两国都是大国，有着各自不同的产业与产品优势，建立庞大的贸易，能够促进两国经济更快速发展。”

看到这里，越飞委员有些惊愕。从列宁同志的反应来看，他已经倾向于建立外贸关系，这会不会导致俄国的更多问题。毕竟俄国现阶段处于匮乏，真的拿不出什么能够交易的内容。

然而列宁同志看来已经下定了决心，就听他问道：“越飞同志，如果让你参与制定贸易清单，你认为近期有什么需要进口的？”

越飞委员想了想，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能进口伏特加么？”

列宁同志愣了愣，叹息一声，却没说什么。

三天后，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临时会议上，列宁同志提出了与东北政府全面贸易的看法。委员们的反应出乎越飞委员意料之外，没有人激烈反对，大部分委员要么迟疑，要么不知所措。

打破沉默的是托洛茨基委员，“列宁同志，我们向东北出口什么？”

越飞委员认真的听着，想知道这个同样困扰他的问题。就听列宁同志答道：“如果同志们不反对这个决定，就可以派遣贸易代表团前去东北，看看东北政府需要什么俄国产品。”

在没有反对也没有支持的情况下，一支苏俄贸易代表团组建起来，与东北政府约定在边境上进行谈判。

谈判过程很不友好，团长谢瓦廖夫是工人出身，负责后勤工作。被党组织委以重任，谢瓦廖夫同志决定要谈出一个绝对要对得起党组织的清单来。

东北方面非常最初非常客气，但是谈到具体内容后，谈判气氛很快就变得剑拔弩张起来。最后对方丢下一句，“我们把谈判记录交换一下，就结束这一轮谈判吧。”

谢瓦廖夫同志被这话激怒了。尤其是对方直接对谈判记录的要求，令谢瓦廖夫同志感觉自己的努力遭到了巨大的蔑视。

不就是告状么？！谁怕谁啊！

草草交换了谈判记录，谢瓦廖夫同志就下令贸易代表团回莫斯科复命。火车走到第二天，就接到了莫斯科的电报，要谢瓦廖夫同志带上对方签字的谈判记录到新西伯利亚地区等待中央派来的同志。

这下谢瓦廖夫同志有些懵了。为什么要对方签字的谈判记录？有这个必要么？

然而党组织的命令是必须服从的，谢瓦廖夫同志不得不下车，因为火车不是专列，没办法等待谢瓦廖夫同志。他只能带了两名团员，乘坐马拉雪橇，冒着风雪跑了三天，才回到边境。

谢瓦廖夫同人认为需要非常多的手续才能得到对方的签字，谢瓦廖夫同志已经下定决心，哪怕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拿到带对方签字的会议记录。

一个电报发到对岸，对方居然立刻回应了。渡河而来的中国谈判人员冷着脸递上一份文件，谢瓦廖夫同志看完，在谈判记录上，都有中国人员的签名。尤其是在一些双方有分歧的部分，中方人员还做了注释。或者是‘语言翻译问题’，或者是‘记录了气话’，做的十分认真。

在文件最后，有中方人员的签字。

谢瓦廖夫同志能理解，中方人员这是等着没走。这份心情倒是不错。然而那些注释则令谢瓦廖夫大大不快，写的这么细，一定是为了方便告状，指责谢瓦廖夫有错。

而中方人员也没有给谢瓦廖夫同志好脸色，完成了文件签收后，他就带着签收的收据转身离开。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看着中方人员的背影，谢瓦廖夫忍不住低声咒骂了两句。

中方人员没有听到咒骂，因为负责此事的物价局局长韩海涛也在心里面大骂呢。

作为前茶馆老板，又是物价局局长，党组织觉得韩海涛同志非常了解物价，又有着丰富的待人接客的经验，适合负责这次谈判。韩海涛自己觉得党组织的信任是有道理的，也就勉为其难的接受了委任。

这一路上韩海涛局长气鼓鼓的，觉得自己犹如青蛙一样。回到哈尔滨，见到了正在哈尔滨视察工作的何锐，便是韩海涛局长也直接爆发了。

俄国人正如传说中的霸道，无礼，野蛮。尤其是不懂规矩。韩海涛局长怒斥了俄国人的种种后，直接给了评价，“主席，俄国人靠不住！”

何锐微笑着听了韩局长的控诉，其间忍不住被逗乐了好几次。尤其是最后关于交换‘谈判记录’的事情，何锐被逗得哈的笑出声来。

韩局长觉得何锐笑完之后会很生气，就听何锐评价道：“何海涛同志，咱们自己的同志若是没有接受过培训，做的也未必就比俄国人好到哪里。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都是年轻学生。”

韩海涛一愣，竟然不知该怎么回到。何锐的话怎么听都没有指责人的意思，也谈不上赞同。就如何锐平日的发言一样，有种健康向上的感觉。一时间，韩海涛的气也不禁消散了许多。但是韩海涛局长还是说出一件事，“主席，俄国的谈判团长听我们说起充分就业的实际价值后，说我们威胁他们。我很在意。”

看何锐对此有兴趣，韩海涛继续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还翻开了会议记录中的那部分，“……主席，当俄国方面的谈判代表表示普通贸易并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重要之时，我们就把充分就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告诉他们。俄国代表团的团长当即表示，我们在威胁们。我不知道那人到底怎么想的。”

何锐轻笑一声，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既然这位俄国贸易代表团团长的名字十分陌生，何锐也不觉得他能混到什么不得了的高层。也就是说，这位联共（布尔什维克）党员对于商品经济的看法大概率没有跳出农业社会的范畴。

农业社会经常出现数量相对于小农生产者数量较大，同时也找不到买家的商品。这在商品信息十分不发达的生产环境下是常态。农业社会中，人们处置这部分商品的方式就很值得玩味。

正因为不知道这部分商品的价值，很容易出现两种极端处理方式。要么极为廉价的出售，要么就一定要卖个高价。凡是较真的人，面对已经付出了劳动力的产品，是倾向于要高价。

既然对方并非是一个高层，未来也不是高层，他对于经济的理解很可能如此。

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清晰，价格反倒越容易达成共识。这也是为什么选择物价局局长韩海涛作为谈判代表的原因。如果让何锐负责此事，哪怕何锐在理论上口灿莲花，也真的不知道一件商品到底在市场上会卖到什么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