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李潼便住在禁中闲苑，算是深刻感受到了他奶奶春天般的慈爱关怀。每天早晚赐食，并嘱令宫婢每天起居勤奉，那都基本操作。

同时武则天本人对这个孙子也是非常上心，每天退朝归苑，若不召集宰相公议事务，必定召少王入殿，哪怕处理政务的时候也不例外。有时候遇到一些可堪咂摸的章奏事务，甚至直接将奏章推给少王，并询问少王对此的意见。

祖孙之间讨论最多的，自然还是有关百司诸州公廨本钱缴公处理的问题。在这方面，李潼的许多看法，都能深得他奶奶心意。

像李潼所主张的百司事外余惠进行归纳统筹的处理，武则天除了深表赞同之外，甚至已经开始讨论具体的细节问题。

其实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朝廷也并非视而不见，只是管理的力度一直不够高。

像是李潼眼中所涉的诸司库余、回残等等名目，其实早在垂拱初年颁布的《勾帐式》就有所涉及，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确立了四柱记帐法的应用。

原本朝廷所采用的三柱记账法，只有收、支、余三项内容。而四柱法则新增了旧账余这一项内容，将旧库剩余也纳入了统计之中。

但这样的改革，仅仅只是在勾检审计上进行管理。至于具体的管理操作，则就一直延续到开元、天宝时期，在宇文融、杨慎矜这些理财能臣的努力下，才成为政府行政的一部分，并扩展成为一项新的财政收入。

回残、库余名目虽然不算好听，但却不可小看当中的利润之高。

像是李潼在西京时，他丈人唐修忠曾经向他引荐陇右马王张万岁的儿子张克己。李潼与之谈论马事，其中便涉及到有关陇右诸厩税草与死马处理的问题。

陇右马事繁荣，诸厩饲马几十万匹之多，这当中所牵涉的物用之繁可想而知。

像是每年的税草出入，往往每年季末的时候，诸厩仓邸中还会残留着多少不一的旧季剩草并食料，但是新的税草又需要接收入库，于是这些旧的只能压价处理给当地牧民。

张克己本身便拥有着规模颇大的私人马场，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每年单单通过这一项买卖，便能节省成本数万缗。

还有就是那些病马死马的处理，朝廷只是规定马皮要上缴司府寺备用，但是马的肉骨胶等材料，则就由地方各厩自己处理。

每匹马这些材料加起来，能得几十、上百钱不等，单独来看不算多，可是数量一旦大起来，竟年所出，绝对是一个惊人数字。而这些所得，既不入账，朝廷也就无从勾检。

张克己还仅仅只是陇上一个私人马场主，所论也仅仅只是马事一桩，言语中所透露出来的朝廷各种虚耗流出，每年就已经有十几万缗之巨。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如果朝廷能够有一个专门负责此事的机构统筹处理，那么每年额外的收入，必定惊人。

事实也的确如此，开元、天宝年间，仅仅只是关西马事围绕这些回残进行的剩利经营，在不考虑朝廷所增加的成本投入情况下，便直接将马政规模又扩大数分。

至于将常平仓作为飞钱汇票的物质基础，李潼主要意图也不是贪此便利。常平仓的基本操作是贱买贵卖，以平抑物价，防止谷贱伤农。

但在天宝年间之前，诸州常平仓各自为政，只是负责自己的一摊事务，不独盈利有限，甚至就连基本的维持都很困难。特别是在一些产粮的大州，更是每年都需要耗费朝廷大量的钱财贴补才能维持。

不过安史之乱后，名臣刘晏改革常平法，将各州常平仓进行统筹管理，采取贸迁制度，常平买卖不再只局限于谷米，万货入法，仅仅常平盐一桩，便为朝廷创收巨万。

甚至由此延伸出一个专门的使职，那就是盐铁转运使，并在唐中后期包括北宋前期，成为财政大臣三司使重要的职能部分。

时下虽然以农为本，但是各地物产多少不均却是一个天然的问题，互通有无也是必须要进行的，商业行为作为社会行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有其存在的意义。

李潼的整体构想是，以官府公廨本钱作为成本，统筹包揽各项行政冗余和虚耗，借助常平仓这本来就已经具有的仓储系统，打造一个国营的商业体，或者可以干脆直接说，就是国营的供销社。

当然，设想这些的时候，李潼的目的也并不纯粹，因为这涉及到这对朝廷百司包括各州县职权方方面面的侵害。

比如清点各方库余、回残，涉及到财政勾检审计，这本来是秋官刑部下属比部的职权范围。而常平仓，本来隶属于司农寺。至于诸州土贡的收储并支用，则就隶属于司府寺与少府尚方监。